6月8日上午，我校财经研究院、北京财经研究基地主办的“疫情·经济对策·国家治理”专题研讨会在线成功举办。包括我校在内的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高校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台盟中央研究室的近百名师生们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就“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疫情下国家治理的政策选择”两个主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我校财经研究院院长、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林光彬教授认为，在这样一种疫情防控常态化大气候、世界经济供求双萎缩大变革、中国经济面临大考验的背景下，我们要用显微镜、透视镜、望远镜来观察分析当前经济形势，要集合政府和企业的双重效率，协调财政和金融双管齐下，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迎挑战，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人，疫情过后，更重要的是站在全局角度，做理性的记录、反思和警示。他还指出，中国的制造业对于全球的制造业来说，影响极大。这就是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和“潜能”的根本原因。不能将经济下行压力全部归结为疫情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教授认为，疫情不足以改变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疫情放大了全球化的缺点，还导致了全球竞争对手的变化。他提出建设更好全球化的主张，管住政府的手，还权给市场；提出给最低保障穷人的待遇翻番，以增加国家人力资本的建议。

我校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教授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国造成了健康冲击、经济冲击和融资冲击。目前已经滞后的四项关键性的财政治理改革亟需提速，即：一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二是供给面的预算整合；三是需求面的预算整合；四是建立应急预算体制。他建议特殊转移支付体制建设应满足四项一般条件：集中化、规则化、透明度和预见性。

我校特聘教授袁东总结了此次新冠疫情冲击的五个特征。一是在程度上远超以往，是多重叠加性的，内外冲击一起发力。二是在范围上是多方面、多领域的。三是全球产业链受到较大冲击，多样化、分散化与脆弱化的趋势难以避免。这对中国影响巨大，有利有弊。四是全球经济增长不仅断崖式下跌，通缩也是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五是财富进一步趋于集中化，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平程度进一步加大。

教育部高校社科发展研究中心汪立峰认为，要客观看待新冠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通过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我校经济学院教授高伟认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明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是长期考虑。如何在新宏观经济形势下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了一个亟需讨论的问题。新宏观经济形势下的货币政策选择的定位应为：在兼顾短期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继续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念，货币不宜过度扩展，货币不必为财政政策预留过多空间。

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姚东旻认为，财政影响货币，主要通过国库支付制度，库款转存银行影响M2供给甚至达到40%，这是财政货币化的一个典型例证，表明货币供给呈现双主体的特征。

我校国际税务研究中心主任曹明星认为，目前“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表面上是一个概念引发的公案，其背后却是疫情之下国家治理的财经理论创新探索。如果我们跳出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只能依赖于市场税收的国家角色偏见、打破现代货币理论中政府垄断并可以无限发行货币的迷信，还原政府的生产者职能和国家的共同体主格角色，就能够在理论上重塑国家财政主格、重构国家资产负债表，以“国债货币”理顺央行与财政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社长袁淳教授认为，疫情使得企业更加关注未来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程度越高，它的股价反应越正面。同时，在不确定性程度更高、资产专用性更高、公司治理基础更好的情况下，垂直一体化价值的正面效应会更加显著。

我校财经研究院副院长李向军、财经研究室主任赵国钦副教授、经济学院张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君荣等校内外代表深入参与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