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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战“疫”助力“六稳”】伏霖: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
发布时间:2020-04-01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院、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共同发起《中财战“疫” 助力“六稳”》系列评论, 此活动汇聚了中央财经大学校内外专家学者,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积极为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策划:李全、欧阳日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

作者简介:伏霖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学习。主要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史、长期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文化与经济等领域。

正文如下:

2020年的春天,注定是不平凡的,有太多事情值得铭记,有太多事情需要铭记。新闻媒体上常说一句话“多难兴邦”。要知道,“多难兴邦”的前面一句话——“殷忧启圣”,对人而言,凡事都要作深入思考、反复拆模,并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则能不断激发人的智慧与潜能。对国家亦然,回首疫情爆发以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有些地方是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

回顾疫情爆发至今的近两个月,成绩是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对比国外疫情的泛滥和各国政府的无力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为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也更令人信心十足。在这场疫情的“考卷”面前,似乎我们已经给出了近乎满分的答卷,但在这场疫情的“镜子”面前,我们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呢?在网络上,对于公共事务的“瘫痪式讨论”可能就是一个,谣言、愤怒与恐慌、种族歧视、网络暴力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2%,网站数518万个。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互联网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互联网,人们可以更低成本的获取信息、分享观点,进而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甚至实现政治参与。

但是,网络上的现实是“骨感”的。互联网时代下,公共事务的理性的、有益的讨论越来越被网络“瘫痪式”讨论所取代,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出来。这里的“瘫痪式讨论”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营养的讨论过程。网络上的各种话题,网民们立刻就会分为激烈的反对者、鲜明的拥护者以及数量庞大的旁观者,反对者和拥护者观点鲜明,但反对之反对和拥护之拥护,往往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多数是从喜好出发,甚至是从偏见和歧视出发,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忠诚而拥护。即使有个别人的理性讨论也会很快淹没在漫漫的口水大军之中,旁观的大多数“沉默”的忍受着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的谩骂和暴力;二是难以形成共识且常会引火烧身。网络上各种话题的讨论过程决定了,经常性的、习惯性的这些公共事务的话题被引向了民粹的方向,往往脱离开了具体的事务本身的讨论,上升到对发言者、讨论者的立场的批判。网络越来越成为网民们发泄私愤和偏见的载体。互联网背景下,关于公共事务的这种“瘫痪式讨论”究其原因,可能有五:

第一,网络匿名讨论的群体心理学原因。网络环境下,只有标新立异,观点鲜明、甚至偏激的观点才能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环境下脱颖而出,而且也不需要对歪曲事实、逻辑上的跳跃、错误的引导负责任。“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2]。

第二,网民认知能力的偏差和社会阶层分化。人群中的认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群体受制于社会阅历、受教育程度、逻辑判断能力等差别,对相同事务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巨大差别。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分化的社会阶层所关注的核心点存在差别,各个利益主体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都会想方设法去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

第三,彼此隔离的信息鸿沟。网络信息是爆炸式的增长,有别于传统媒体。随着定制类媒体的迅速发展,不同群体所获得的信息越来越表现出相互隔离的迹象,这是危险的,从信息获取的源头方面,就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形成共识的事实基础都不复存在。

第四,公共事务讨论上的国家队长期缺位,缺乏必要信息和引导。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主流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是国家队,但国家队在互联网时代,在网络的主战场上,相对于市场媒体和自媒体,是长期缺位的,缺乏有效的与公众对话讨论的渠道,缺乏对公众的有效信息披露和讨论的有效引导。

第五,不当市场激励和缺乏有效监管。一大批“意见领袖”、“标题党”,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刻意与主流意识对立,为了批评而批评,甚至不惜造谣、歪曲事实、人身攻击,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流量经济、注意力经济是背后的主要激励所在。同时,粗放型的“删帖式监管”不但起不到有效的引导、去伪存真,更高引起了部分不明就里的网民的反弹,“此地无银三百两”,殊不知“疏胜于堵”,粗放型的“删帖式监管”更适得其反。

如此这般,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网络上的言论、网络上的舆情,还有必要在乎吗?那么,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共事务是否还有必要在网络上讨论?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是否还需要公众的参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热情。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来看,我们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公众参与一直以来都是推动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仅是一张“考卷”、一个“试金石”,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也充分说明了,在互联网背景下,关于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问题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待加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我们从此次疫情期间网络媒体上就各种公共事务的讨论,总结经验和教训,彻底改变当前“瘫痪式讨论”的现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使公众参与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

第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公众在时间上、财力上具备了更多地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可能性。

第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3]。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也必须更有效地从群众中听取意见和建议。“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4]。

第三,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而本身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本身,就是通过有效沟通和理性讨论,全社会形成共识的过程,而形成社会共识对于降低执行的难度,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都有巨大的帮助,也是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第四,公共事务涉及到公众利益,是需要公众参与的,而不能仅仅是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公共事务要广泛的听取意见,绝不能偷偷的进行,越少的公众参与,越可能会被部门利益和某个小集体的利益绑架。只有公开、透明才是解决之道。

第五,促进公众的参与,通过公私部门间的信息交换,政府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科学决策的质量。公众对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使不同阶层的利益得到考虑和保障,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当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这离不开主流媒体“国家队”的引导和批判性反思,需要政府部门主动的公共交流渠道的建立,需要更好的公民教育,需要更完善的网络监管措施,缺一不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一定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勒庞《乌合之众》。

[3]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第127页。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