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院、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共同发起《中财战“疫” 助力“六稳”》系列评论， 此活动汇聚了中央财经大学校内外专家学者，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积极为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策划：李全、欧阳日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

作者简介：伏霖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学习。主要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史、长期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文化与经济等领域。

正文如下：

2020年的春天，注定是不平凡的，有太多事情值得铭记，有太多事情需要铭记。新闻媒体上常说一句话“多难兴邦”。要知道，“多难兴邦”的前面一句话——“殷忧启圣”，对人而言，凡事都要作深入思考、反复拆模，并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则能不断激发人的智慧与潜能。对国家亦然，回首疫情爆发以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有些地方是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

回顾疫情爆发至今的近两个月，成绩是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对比国外疫情的泛滥和各国政府的无力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为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也更令人信心十足。在这场疫情的“考卷”面前，似乎我们已经给出了近乎满分的答卷，但在这场疫情的“镜子”面前，我们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呢？在网络上，对于公共事务的“瘫痪式讨论”可能就是一个，谣言、愤怒与恐慌、种族歧视、网络暴力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2%，网站数518万个。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互联网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互联网，人们可以更低成本的获取信息、分享观点，进而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甚至实现政治参与。

但是，网络上的现实是“骨感”的。互联网时代下，公共事务的理性的、有益的讨论越来越被网络“瘫痪式”讨论所取代，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出来。这里的“瘫痪式讨论”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营养的讨论过程。网络上的各种话题，网民们立刻就会分为激烈的反对者、鲜明的拥护者以及数量庞大的旁观者，反对者和拥护者观点鲜明，但反对之反对和拥护之拥护，往往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多数是从喜好出发，甚至是从偏见和歧视出发，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忠诚而拥护。即使有个别人的理性讨论也会很快淹没在漫漫的口水大军之中，旁观的大多数“沉默”的忍受着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的谩骂和暴力；二是难以形成共识且常会引火烧身。网络上各种话题的讨论过程决定了，经常性的、习惯性的这些公共事务的话题被引向了民粹的方向，往往脱离开了具体的事务本身的讨论，上升到对发言者、讨论者的立场的批判。网络越来越成为网民们发泄私愤和偏见的载体。互联网背景下，关于公共事务的这种“瘫痪式讨论”究其原因，可能有五：

第一，网络匿名讨论的群体心理学原因。网络环境下，只有标新立异，观点鲜明、甚至偏激的观点才能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环境下脱颖而出，而且也不需要对歪曲事实、逻辑上的跳跃、错误的引导负责任。“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2]。

第二，网民认知能力的偏差和社会阶层分化。人群中的认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群体受制于社会阅历、受教育程度、逻辑判断能力等差别，对相同事务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巨大差别。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分化的社会阶层所关注的核心点存在差别，各个利益主体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都会想方设法去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

第三，彼此隔离的信息鸿沟。网络信息是爆炸式的增长，有别于传统媒体。随着定制类媒体的迅速发展，不同群体所获得的信息越来越表现出相互隔离的迹象，这是危险的，从信息获取的源头方面，就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形成共识的事实基础都不复存在。

第四，公共事务讨论上的国家队长期缺位，缺乏必要信息和引导。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主流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是国家队，但国家队在互联网时代，在网络的主战场上，相对于市场媒体和自媒体，是长期缺位的，缺乏有效的与公众对话讨论的渠道，缺乏对公众的有效信息披露和讨论的有效引导。

第五，不当市场激励和缺乏有效监管。一大批“意见领袖”、“标题党”，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刻意与主流意识对立，为了批评而批评，甚至不惜造谣、歪曲事实、人身攻击，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流量经济、注意力经济是背后的主要激励所在。同时，粗放型的“删帖式监管”不但起不到有效的引导、去伪存真，更高引起了部分不明就里的网民的反弹，“此地无银三百两”，殊不知“疏胜于堵”，粗放型的“删帖式监管”更适得其反。

如此这般，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网络上的言论、网络上的舆情，还有必要在乎吗？那么，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共事务是否还有必要在网络上讨论？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是否还需要公众的参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热情。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来看，我们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公众参与一直以来都是推动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仅是一张“考卷”、一个“试金石”，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也充分说明了，在互联网背景下，关于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问题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待加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我们从此次疫情期间网络媒体上就各种公共事务的讨论，总结经验和教训，彻底改变当前“瘫痪式讨论”的现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使公众参与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

第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公众在时间上、财力上具备了更多地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可能性。

第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3]。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也必须更有效地从群众中听取意见和建议。“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4]。

第三，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而本身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本身，就是通过有效沟通和理性讨论，全社会形成共识的过程，而形成社会共识对于降低执行的难度，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都有巨大的帮助，也是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第四，公共事务涉及到公众利益，是需要公众参与的，而不能仅仅是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公共事务要广泛的听取意见，绝不能偷偷的进行，越少的公众参与，越可能会被部门利益和某个小集体的利益绑架。只有公开、透明才是解决之道。

第五，促进公众的参与，通过公私部门间的信息交换，政府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科学决策的质量。公众对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使不同阶层的利益得到考虑和保障，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当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这离不开主流媒体“国家队”的引导和批判性反思，需要政府部门主动的公共交流渠道的建立，需要更好的公民教育，需要更完善的网络监管措施，缺一不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一定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勒庞《乌合之众》。

[3]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第127页。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