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院、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共同发起《中财战“疫” 助力“六稳”》系列评论， 此活动汇聚了中央财经大学校内外专家学者，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积极为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策划：李全、欧阳日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3月经济数据。

作者简介：金星晔，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学习。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文化经济、互联网经济。

正文如下：

摘要：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同时外部环境也变得更差。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支撑、带动作用，更有利于补齐短板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后劲。但“一股脑儿”上项目，或“新瓶装旧酒”式粗放式发展都是不可取的。传统基建要聚焦于补短板，新基建则要着眼长远，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引言

目前为止，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除湖北以外其他地区已基本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受疫情影响，2020年前两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3323亿元，同比下降24.5%。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8938亿元，同比下降26.4%。从三大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0.3%，制造业投资下降31.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面临当前这样的形式，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积极有序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复工。

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是短期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首先，在“房住不炒”政策下，房地产投资不会出现较大提升。与制造业相比，基础设施投资受疫情影响较小。其次，援引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的报告，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占GDP比重高达8.6%，北美和西欧占比均为2.5%，全球平均水平为3.5%。我国基建依旧在GDP比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较明显。并且，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某些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发挥好有效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两个方面来论述。传统基建占全部基建的比例远大于新基建的占比，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新基建。但是新基建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其广阔的应用将为新时代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发展新基建也至关重要。

传统基建

就传统基建而言，本文认为应有针对性地、迎合未来的需求来发展，补齐当前的一些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以来，补短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这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明显的基础设施短板。不仅如此，在交通、教育、医疗、养老、垃圾处理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也有短板要补。此次疫情将开启我国将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主导、以民生为导向的，新一轮的、更全面的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

同时，我国在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航空运输的短板。我国一些领域和项目存在较大投资缺口，亟需聚焦基础设施领域突出短板。我国具有广阔的国土面积和漫长的海岸线，与美、日、德国家相比，机场数量密度、铁路网里程密度、公路网里程密度、高速公路网密度还有一定差距。中国有句古话叫“想致富先铺路”，高效率的立体交通网络能给地区带来经济快速的增长，特别是今天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新型产业兴起的时代，每个商业主体可以依靠虚拟店铺就可将商品售卖出去，这得依靠高效的运输网络。比如：早上打捞的台湾海峡的鱼类，第二天即可送到生活在首都北京的家庭，这就是基建给互联网业带来的红利。

在航空建设方面，综合国家民航局和国外网站的统计，就有水泥跑道的机场而言，美国机场密度达5.39个/万平方公里，德国8.9个/万平方公里，日本3.75个/万平方公里，我国仅0.2个/万平方公里。西方国家通用航空发展起步较早，发达的通用航空业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服务于大众的公共机场，服务于私人的私人机场，还是航空货运机场，都有效的提高了航空运输效率。我国作为经济体量大、幅员辽阔的国家，全国各类机场仅507个机场，一方面制约了我国地区联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制约民众的出行效率。在国际机场建设方面，美国共115个国际机场，日本20个，我国65个国际机场且大多分布在小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机场的国际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潜力进一步挖掘。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低密度国际机场分布显然满足不了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中国进出口博览会上强调，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目前既定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要求我国产业、商品、金融走出去，也要求有更多国际化的大平台、大窗口，加大面对世界的国际机场建设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途径，使中国更加高效的与世界联动在一起。大型的国际机场不仅是对外贸易的窗口，还是地区联动发展的枢纽。根据美国堪萨斯州维奇托市的市长卡尔·布鲁尔市长在郑州介绍建设通用机场相关经验时说，一个航空项目投入与10年后的效益产出比为1∶80。一个大型枢纽机场的功能可以辐射到与航空相关的旅游业、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房地产业等领域，从而形成一个较大的产业链。因此，要继续加大对通用航空方面的投入，加快民间航空业的发展，使我国航空业趋向于灵活型的通用航空。

在铁路建设方面，我国高铁技术和建设速度都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高铁经济圈正在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尽管现阶段我国高铁还处于亏损运营状态，但高铁作为我国战略基础设施应当考虑长远效益。普通铁路建设方面，美国29万公里的铁路运输线依旧大幅领先于我国的12.7万公里。据经验，铁路运输的优点在于，行速度快、运输能力强，单线单向年最大货物运输能力达1800万吨，复线达5500万吨；运行组织较好的国家，单线单向年最大货物运输能力达4000万吨，复线单向年最大货物运输能力超过1亿吨。更重要的是铁路运输过程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连续性强，能保证全年运行。应该继续加大铁路建设，铺密高铁网络，加大南北、东西向铁路运输能力。高铁经济圈能更加方便为“互联网+”，使互联网购物、互联网业货物运输的效率极大的得到提高，同时高铁圈也能让诸如京津冀、江浙沪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大湾区朝同城化发展，三个经济圈将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高铁网的建设会提高国家在紧急情况如疫情、战争、灾难反应能力、人员输送能力和战略支援能力。

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应发展好传统公路交通的建设，特别是针对重点线路的建设、保养与维护，如当前山东段拓宽改造的京沪高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京沪高速沧州路段建设标准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天津段为双向十车道高速公路，由此造成建成之初就开始出现拥堵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京沪高速公路车流量严重超负荷，常年处于多时段拥堵状态。改造拓宽后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将缓解京沪高速公路沧州段严重堵车的问题。因此，提前布局发展比较繁忙的重点路段能够提升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基建

疫情以来，各地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刺激措施，新基建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和关注，“新基建”主要涉及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2%。疫情期间，互联网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开始使用互联网；疫情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各企业在疫情期间都采取网上办公形式，提升互联网办公能力；疫情改变了商业经营方式，线下企业活动开始向线上转移，直播成为商家经营新形式。此外，在线问诊、线上教育、游戏等行业需求大幅度提升。“新基建”将开创数字经济新时代，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行业停工停业，我国经济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在经济低迷时期，应当适当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这并不是盲目的、无计划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应该是作为中央提出的“补短板”工作的再强化、再补充。以此作为特殊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布局未来，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