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上午，由我校财政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共同举办的2015年系列学术周交流活动第二次研讨会在学院南路校区主教楼808室召开。荷兰莱顿大学的Koen Caminada、Kees Goudswaard、Olaf van Vliet教授，财政学院的姜爱华、任强、张静静、葛岩、邵磊，税务学院副院长曹明星等数十位老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财政学院副院长姜爱华教授主持。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G20峰会并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之“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体措施的落实，将带动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并走上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为此，在本研讨会中，学者们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不同理论对不同主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有力地推进了我校世界一流财政学科的构建。

转移定价机制改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深刻转型历史阵痛时期。应当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大市场，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推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但是，在全球化中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放大了资本逐利天性的危害，在带来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同时，还侵蚀了主权国家税基，并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税收秩序的失衡。

世界经济发展的困局呼唤国际经济与税收秩序的重构。2013年，OECD组织借助G20平台发起了“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的行动计划”，税务学院曹明星教授就BEPS第10项关于完善转让定价税制征求意见稿代表学术界提出了中国建议。

流动性、社会保障、储蓄、与双边利他主义的不平等和不确定的收益能力

从1980年到2000年，社会保障计划扩大逾五分之一；代际流动性下降，即收入的代际弹性增加；美国个人储蓄率从11%急剧下降到4%；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增加。家庭如何回应社会安全和流动性的变化?这些反应集体将如何影响总储蓄和不平等? 通过对动态生命周期、双面的利他主义而不是片面的向下的利他主义、不确定的盈利能力即劳动效率、事前的储蓄、事后代际转移的研究，财政学院邵磊老师指出，家庭对社会保障的提高是异构的，这主要取决于年轻和年老的组合的收益；对流动性下降的反应也不同，一般表现为高收入者减少储蓄，低收入人群增加储蓄。

城镇最低保障制度

2003-2013年间，中国城镇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窄。金融危机后，中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沿一条新的道路发展。以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已显著下降，政府设法增加实际福利水平及慷慨程度，可是遗憾的是福利水平和慷慨程度仍然相当低。

针对以上状况，荷兰莱顿大学的汪进贤博士提出，首先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角色和指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任务分工。其次，政府为促进财政资源的最佳配置可能会存在减少最低生活保障接受者，同时增加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地方政府不能负担的，中央政府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融资角色应加强。再次，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目标效率应该改进，识别真正的贫困家庭和确保给予家庭真正所需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有文化企业资产管理

财政学院副教授张静静关注的主题是“中国国有文化企业资产管理”问题。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2013年，中国共有12159家国有文化企业，从业人员共12000000人，总资产达22420亿元。25%的国有文化企业由中央政府负责，其余75%由地方政府掌管。地方政府掌管的企业中，东部地区的企业占54.6%，中部占19.4%，西部占26%。中国国有文化企业当前存在三个显著的问题：文化企业发展不均衡、文化企业规模小利润低、文化企业缺乏现代资产管理观念。

当前我国首先应该区分国有文化企业是营利性企业还是非营利性企业利润；其次，做到平衡在不同的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最后，在资产数量和质量、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保护和价值创造价值等方面对资产进行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