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大珽早年毕业于交通部办的福伦小学，之后毕业于英国人办的平民中学。1934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又在商学院研究馆专攻财政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当年任北平市政府统计主任，兼任《新北平报》编辑。1937年来到燕京大学从事文史工作，在《燕京院报》上发表多篇文章。1938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员、哈佛燕京学社助理研究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办，即赴上海任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任秘书。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胜利后，在北平办《经济导报》，任副总编辑，同时在北平《民强报》担任总编辑。另外，还被聘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讲师及中国大学、东北大学迁京时兼任教授、副教授，讲授《财政学》《中国财政问题》等课程。北平解放后，1949年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同时给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华北文法学院教授课程。同年10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计编译处处长，主编《中央财政公报》，并会同苏联专家草拟中国财政统计计划纲要，同时被派兼任中央税务学校教授。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兼财政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财政史、财政思想史。1953年任中央财政干部学院教授兼财政教研室主任。1957年受到反右运动的波及，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中央财政干部学院。1957—1961年在河北省茶淀农场劳动，从事开挖荒地、挖下水道等各种农场生产性活动。1961—1966年，从河北茶淀农场回到北京。在商务印书馆编写缩略语的词典，在中华书局从事古典文化的研究工作。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停业。因无正式工作，在中小学食堂从事扩大厨房、修炉灶等劳动工作。期间为内蒙古大学整理并撰写资料。1966—1968年间，给一个政协委员做秘书工作，无正式编制，协助做些写信或发言稿的文字工作。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复校后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授，在财经研究所专攻中国财政史等研究工作。1979年，中共中央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给予平反，恢复名誉。1985年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经研究所离休。

1949年，税务总局召开临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凌大珽、马寅初与千家驹等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税务学校，由华北税务总局办，教授的课程有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税务方面的业务课（地方税、营业税、货物税等课程）。1950年，税务学校成立一段时间后，财政部开始筹备中央财政学院。副部长戎子和选了李涉、张靖和凌大珽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筹备中央财政学院，其中凌大珽负责起草中央财政学院的筹备计划，并且列出学院的组织构架。

北平解放以后，凌大珽教授给华北局交了一封意见书，主要阐述了当时的赋税哪些应该是保留的，哪些应该是取消的。他还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税收制度和培养税务人员。华北局把凌大珽先生的意见书打印了六份给财政部。凌大珽先生为国家税收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凌大珽教授在早期主要从事财政学方面的教学。解放前，凌大珽教授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东北大学迁京时兼任教授、副教授，讲授《财政学》《中国财政问题》等课程。解放后，凌大珽教授在中央税务学院讲授《地方税》等课程。在财政史研究方面，凌大珽教授主要对商鞅、王安石、管仲等在财政工作方面有造诣的历史人物的财政思想进行研究，曾出版专著《管仲、荀况、桑弘羊、刘晏、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与此同时，凌大珽教授还对某些行业的税收史进行研究，曾经撰写过多篇有关茶、酒、矿业税史的期刊论文，出版了个人专著《中国茶税简史》。

人物评价

凌大珽教授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财政学家，他不仅对商鞅、王安石、管仲等卓越历史人物的财政思想进行剖析，而且对茶税、酒税、矿业税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研究各类别税收历史的学者。在社会动荡时期他毅然投身于财政学教育事业，在遇到逆境时仍不放弃学术科学研究的坚韧精神。解放以后，凌大珽教授更是对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经学院的成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