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党委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立标杆、树典型，弘扬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特此推出“榜样人物”栏目。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工作上精心耕耘、无私奉献、硕果累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勤思勤学，在求知路上笃定前行、勇攀高峰，他们挑战自我，力求突破。还有一群人，他们用双手铸就事业的摩天大楼，感念母校、回馈社会。栏目将定期推送学院教师、学生事迹，谱写经院师生华美篇章。

清识难尚，至德可师——记王柯敬教授

王柯敬，1940年10月生，山东烟台人，少时迁至江苏溧阳。1966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专业, 1979年自新疆调回母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生导师。他曾担任过经济管理系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和该系副主任。1985年至1992年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1992年9月任院长。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任校长至2003年6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财政部、保监会多项重点课题，完成多部专著，发表论文50余篇。

王柯敬是经济学院前身经济管理系的创建者之一，曾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也是中央财经大学更名后首位校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又回到经济学院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对于央财的莘莘学子而言，柯敬教授不仅是一位恪尽职守的校长，还是一位和蔼友善的老师，更是一个积极参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学者。

坚守初心，勇于担当

1966年，王柯敬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毕业，正在这时，“文革”开始了，1968年他被分配去了新疆，在自治区机械局工作，（先在所属工厂，后到局机关）。这其间，他做过出纳、会计、财务科副科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当过铸工、木工、刨工、铣工，烧过锅炉，挖过防空洞。直至1979年，他才从遥远的天山脚下回到京城，在母校担任了一名教师。1983年，王柯敬担任了经济管理系副主任，1985年调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1992年担任院长。1996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他转任第一任校长。也正是这些旁人难有的机会，造就了王柯敬校长在位时的独特的领导风格——以人为本，坚守初心。追忆这段往事，柯敬校长满怀深情的说：“我经历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由大乱之后走向大治。我曾受到一些磨难，失去一些宝贵时间(主要是学习时间)，但同时也从中受益，了解了社会，能够面对现实克服困难。”

上世纪80年代，中财处于灾后重建阶段，硬件极差，生存于北京卷烟厂的缝隙之中。当时学校的老领导称之为“一部电话，一座楼”，学生在木板棚中上课。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教学需要改革，学生工作难做。教师没有住房，没有办公室，学校甚至买不起上课所需的投影仪、扩音器。王柯敬回到母校后不久，在无准备的情况下，从教学工作到到校领导工作，虽有前辈领导指点帮助，但主要还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没有理论指导，有的是政治上的宏观要求。

90年代以后，学校情况才逐渐有些好转，学校领导逐步把精力用于学科建设上。柯敬校长在回忆的时候讲到：“学校整个班子始终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培养各学科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骨于教师队伍。领导们始终认为，学校要有名师，教师中如20%有点名气，就能把相应学科支撑起来。当然要有科研强的，也有教学强的。要培养学科特色和优势，要面向社会办学。一所学校不大可能样样都好，特色是品牌，是核心竞争力。要提高学校的配套能力，学科面要尽量宽一些，但必须从实际出发。财管、法文，关联性强，理、外是重要支撑，不能盲目追求综合性。校长也应该要有业务专长，这有利于管理。同时校长还应该具有社会活动能力，与主管部门、相关政府部门、用人单位要保持联系”。

王柯敬在担任校长期间，教学上果断改革，勇于创新，管理上有条不紊，大胆突破，一批批高质量财政、金融和会计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财大飞往全国各地。中央财经大学由一所非重点普通院校发展成为全国重点院校，并升格为大学；新生入学考分名列同类院校前茅，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欢迎；大刀阔斧地进行校园改造，尤其是校门，由看似庄户人家的门户，改建成由大气的广场、草坪、楼群组成的开放式校门；在本世纪初，学校由财政部划到教育部，加快了腾飞。

恢复办学之初，我校是作为普通院校第二批（即现今的“二本”）招生。学校领导坚持狠抓教学质量，强调教师不但要重视学术水平的提高，还必须研究教学法，使学生便于接受，能融会贯通，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学校管理部门要加强教学纪律，严格管理，采取措施引导教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由于学校办学水平高，报考学生多，生源好，实际录取分数线高出“一本线”，甚至高于老牌名校，教育部门先把我校部分学科放在第一批录取，逐步全部放在第一批，实现了质的飞跃，由一般院校升格为重点院校。正如当时教育部领导所说：重点院校不是“御封”的，是自然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中财人脚踏实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与此同时，学校领导紧紧抓住机遇，持之以恒苦练内功。下功夫大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当时身为校长的王柯敬教授，用人不拘一格。1994年，学科建设也取得重要成果，我校国民经济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零的突破。该专业的闻潜、侯荣华二位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做出了贡献，成为公认的旗帜性人物。而我校的传统优势学科财政、金融、会计则因学科带头人年龄问题而落选。经过不懈努力，新的学科带头人成长起来，这些专业评上国家、北京市的重点学科，获得博士点授权。以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腾飞。柯敬校长后来回忆说：“选拔干部、评定职称，不重年资，重才能。这些都为学校发展带来了活力。针对学校有的专业是弱项，我曾经千方百计地从外面招揽人才。”

2000年对于当时的中财人来说，可谓是“九死一生”的一年。这一年，学校管理体制面临调整。那一段时间，柯敬校长和中财班子成员，几乎是废寝忘食。先后发出四封“万言书”给教育部、教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以至于国务院副总理，并频繁走访、汇报。最终我校划归教育部。

坚持改革，授人以渔

从1979年柯敬教授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经济管理系，他便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担任学校行政工作的期间，他也一直没有脱离教学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双肩挑”，曾多次为本科生授课，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讲专业课，还曾在数年内担任全校博士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前沿》专题讲座。王老师坚持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努力做到不照本宣科，新鲜活泼，调动听课者积极思考。他讲课有明显的特色：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现实问题，有的放矢。1980年他在中美合作培训中心学习半年，他把“案例教学”引进他的授课中，用来研究中国企业改革问题，收到良好效果。二是深入浅出，积极研究教学方法。千方百计帮助学生加深理解，他把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学到的高教教学法研究，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教材教法、考试命题等都有一定的章法，他还向本教研室的同事介绍推广自认为有效的做法。三是坚持“授人以渔”的理念，授课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重点，学位论文选题不设限，由学生提出初步设想后，再帮助他们筛选、深挖。

从1992年起，王柯敬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先后有26名同学在他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在闻潜教授、侯荣华教授的带领下，他从1996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到目前为止，他指导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共38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证券机构等金融部门工作，成绩卓著。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都已具有高级职称，不少人还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获得多种奖项。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也都获得好评。在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同时，王柯敬教授还作为合作教师指导十余名博士后，现已有六名出站。

勇于探索，笔耕不辍

柯敬教授在我们眼里，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校长、有仁爱之心的老师，他还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在他担任校长的时候，还兼任中国投资学会理事、北京投资学会副会长、北京经济学总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王柯敬教授长期从事资金运行与宏观调控：重点研究社会资金运行及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资金运营的组织、调度、控制、效果等教学和科研工作，发表的主要著作：主编、副主编的书籍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工业企业管理学》(全国财经类通用教材)、《迈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参加编写了《宏观控制论》、《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全社会资金监测与调控》等；著有《试论工业企业的经营机制》、《银行债权转股权要量力而行》、《推进股份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现实选择》(合著)等数十篇论文。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柯敬教授主张以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他提出：“关于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发展前途问题，目前理论界正在展开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尚无统一的看法。不过，从改革企业经营形式入手，实现企业股份化，有利于解决承包制的弊端。所以，企业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其可行性的。”关于股份制的优越性，他当时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第一，股东按股获取利益、分担风险，既负盈也负亏。企业董事会的构成，也随之实现了多元化。第二，股份制企业实体的出现，将消除企业对任何一家的依附，所存在的只是对企业盈亏的利害关系。企业的决策者、经营者将自觉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全身心地投入商业竞争。第三，在企业股份化之后，国家投资由无偿投人转变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手中的股票，既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不可侵犯性，又增加了机动灵活性。第四，在这样的体制下，企业既是投资的客体，也可以成为投资的主体。

1994年年底，在一次关于怎样解决“企业改革过程中银行债务问题”的理论讨论会上，王柯敬教授从分析企业不良债务的原因入手，提出“银行债权转换为股权，……只是承认客观存在的事实。别无选择。”此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承担了财政部的研究课题，并于最近公开发表了《关于债转股几个问题的思考》。论文指出：“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从现代企业制度的视角观察，其实质是国有银行为投资主体——各级政府的资本金支出的垫支。实行债转股，是对这种以前预支的补偿，实行补偿的主体必然是原投资主体。当然，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挥市场机制的效力，投资主体就是可以转换可以分散的，资本的筹集渠道也呈现多元性。”文章还研究了不良债权的定价问题及相应政策选择的利弊，提出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制度创新思路。

1998年初，王柯敬教授又深入研究和论证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问题。他在一篇合著的论文《推进股份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现实选择》中提出：“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与体制缺陷，借鉴国际经验，走股份制发展道路，是我国国有银行摆脱困境走向发展的现实选择。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证：从产权制度上适应商业化经营的要求；开辟资本金来源渠道，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形成股份制企业的经营机制；促进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这篇文章还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难点和股份制改造的条件，并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思路。

从研究债转股时起，王柯敬教授开始关注银企关系问题，主张“设计并建立全能银行构架，全方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他发表的论文《走向混业经营——迎接入世后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又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我们必须在现行的商业银行法允许范围内，大力推动金融业务创新和体制创新，全面提高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为了应对挑战，首先要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稳定和发展银行赖以生存的优质客户资源。经营中间业务，银行也由此作为重要当事人参与流通过程，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这正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重要体现。这篇论文还提出：“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国际潮流，大势所趋。由分业走向混业的条件是相对的，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和监管能力，适时修订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金融业的最终选择。”

2003年6月王柯敬从学校领导岗位退下来，回到经济学院专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以后，他就着手申报国家社科基金。2004年5月24日，以他为组长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核准立项。历时两年，王柯敬带领课题组成员到甘肃、宁夏等地调研，并出访韩国取经，先后完成调查报告、论文十多篇，并于2006年初完成与课题同名的研究报告。这项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研究，主要对1986到1997年这一阶段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产生巨额不良债务的背景进行了独创性分析，认为既有经济转型的体制性原因，又有知识经济的冲击，在关键时刻二者在同一方向上的合力，使作用力被成倍放大。这一判断的现实意义是在不断进行改革的同时，必须坚持技术创新。研究报告对我国同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体制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对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方式，处理了不良债权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前景作出判断和预测。

不论是作为校领导的勇于担当，还是作为教师的坚持改革，更是作为学者的勇于探索，种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他都努力担承，实现了他的坚守和奋斗。已经快80岁的柯敬教授，现在还依旧在教学生，关心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依旧钟情于自己喜爱的经济学研究。对于中财的学生，他的期望不可谓不深，他总是强调，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学习，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新的技能，还强调增强综合思考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知识永远在与时俱进，老教授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努力进取的精神，激励后生们以龙马奋进之精神，筑民富国强之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