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财政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他是三尺讲坛上的耄耋老人，他亦是追求真善美、忧国忧民的诗人。在他的身上，我们品味到的是一位布衣学者的“五星级”的可贵精神。

谈财政

主编专著《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中国分税制的决策与实践》，国家级统编教材《中国当代财政学》、《比较财政管理学》、《财政改革与制度创新运作指导》等，独自编写和主编、参编、翻译出版专著、教材、主持国家课题等40 余项，发表论文140 余篇，总字数超过1600 多万字。———他是我国财政学科奠基人之一。

记者：您说过，“财政改革的研究应该走在时间的前面，不能在后面拾遗补漏”，并对财政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完善财政监督体制，您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姜教授：我有一点想法，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完善财政监督体制机制，我认为：重在健全法制，要在认真执行，贵在人民民主，根在人才保证。今年暑假我去新加坡走了一趟，上面讲的这四个方面就是根据新加坡的立法、执法工作得到的启示。新加坡立法、执法都非常严，也非常细致具体。我国财政监督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要建立起法制监督、民主监督，关键在执行。

记者：预算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征集意见32 万条，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到财政决策中来。三审计划在今年10月完成，不少专家认为，预算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其修订事关重大，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的时间应再延长一些，目前的草案仍有可改进之处。对预算法修订您有什么看法？

姜教授：《预算法》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草拟编订的， 距离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年了。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预算法》修订应结合当前形势进行完善。另外，《预算法》是从预算的监督职能开始的，《预算法》修订过程中，不能像某些《财政学》教材那样把财政职能中的监督职能去掉，民主监督还是应该包括进来，并加以完善和强调。

记者：研究好财政学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财政改革做出贡献。财政监督在新一轮国家财政改革过程中应承担什么责任？

姜教授：财政监督要特别重视依法监督， 而依法监督要特别强化民主管理，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黄炎培曾经问毛主席， 我见到国家历朝历代兴盛衰亡的事例很多，很多团体、单位、国家都没有能跳出这种“周期率”的支配力。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新中国成立后不重蹈覆辙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民主建设，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宪法》也规定：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现实中还没有很好地做到， 关键是人民的监督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 没有真正让老百姓来监督政府。美国形式上讲民主，但他们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 因为美国的国家政权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权力不在人民。只有实行人民民主的社主义国家才能做到， 但是前提是要保证和落实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力。

记者：您认为，加强民主监督是财政管理工作的核心。在财政监督过程中，应如何调动和发挥民主监督的力量？

姜教授： 这就需要学者多站出来说话。特别是作为老师， 有名望的学者， 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多学习、多宣传党中央的政策，让老百姓明白中央的政策决定。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价值的话：“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陈云在主管从国民党官僚资本接过来的国有企业时， 一开始就严肃指出：“要树立时间观念， 摈弃大少爷作风”，要求国有企业要节约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这样才能办好企业。现在开会也是，很多人讲话不听主持人的规定，通常是大讲特讲，没有效率，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实际上， 监督范围也应该把这个问题纳入进来，不应该浪费时间。法律也应该具体规定，开会也好、办事也好，都要珍惜时间，讲究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督”应该是一个大范围、普遍存在的问题。

记者：一直以来，您比较强调立法监督。前段时间财政部出台了《财政部门监督办法》，如何看待当前财政监督法治建设？

姜教授：财政监督立法应该更加细致具体一些。在大的方针原则规定下，应更加侧重于执法。立法的过程中要考虑如何贯彻执行，现在开一次会的会议招待费用通常高达几百万元，财政监督立法就应该对会议招待费的标准进行具体规定，比如吃饭三菜一汤等。过去虽有规定，但不认真执行。在法治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多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对抽烟、吐痰、扔垃圾等都有明文规定，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财政监督的立法与执法都要严格，有法不依也是犯法。

谈人生

4 岁时父亲去世，小学毕业辍学打工，半工半读考入北京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接受高等教育， 参加抗美援朝后以优异成绩被考派为我国第一个留苏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他的人生经历是一部饱含辛酸的励志诗。

记者： 您小时候因家庭贫困而辍学打工， 那时有没有想过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了？ 当时是什么感受？

姜教授：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父亲26 岁就去世了，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学读书，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但那时家里穷没钱读书，后来他去小学当老师。去世时，我才四岁，他躺在病床上，妈妈领着我背着一岁的弟弟，父亲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孩子长大以后，就算是拉着棍子讨饭，也一定要让他们上学……” 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记忆。父亲写的日记我后来都看了，他上学的愿望非常强烈，这对我影响非常大。

记者：通过自己努力，考入北京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 读书期间的理想是什么？

姜教授： 当时最开始是想考文学专业的， 后来想想学文学与国家事业没有广泛严密的联系。就改学经济学，并慢慢地喜欢上经济学。其实，经济学里面有不少学问，也很有意思。刚开始对它有些不太理解， 后来学着学着觉得挺投入，经济学与管理、理财、政府运作紧密相连。现在想想，当时选择学财政学专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写诗。

记者： 作为我国第一个留苏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 在莫斯科财政学院深造学习期间，有哪些压力？ 怎么克服的？

姜教授：当时最大的压力是外语，听课听得不明白， 做笔记根本做不下来。第一年去的时候，买了一双滑冰鞋（姜老师喜欢运动），但是一次也没去，压力太大。另一方面， 那边考试很严格，老师不像国内老师给学生讲课，而是列出一堆书，自己回去看，然后进行考试。莫斯科财政学院考试实行的是面试，不是笔试，面试考的是哲学、经济学、财政学三门课，三门课我都考了五分。当时学习挺辛苦的，每天早晚背书，第二年就开始头脑发昏，很多同学承受不住被送回国内。我比较喜欢运动， 经常打球跑步， 出国前身体特别好，医生说是因为太累了，让我暂时不要看书，每天早上起来喝点白糖水，休息两个月就好了。

记者：早年的这些经历，对日后从事财政科研教学工作有哪些影响？

姜教授：有比较大的帮助，特别是之前在基层搞调查， 经常到工矿调查工人的生活，到农村调查农民的困难，与工人、农民进行交流，这些基层的经历对我后来做研究都挺有用处。特别是在苏联学习期间，对人民民主、马列主义知识的学习， 当时背了很多内容（当然，只背是不对的，应该灵活地应用）。后来基本不背了，更注重知识的应用，还有对问题的分析能力，这些对研究都是挺有帮助的。

记者：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 您的人生经历见证了我们国家的逐步繁荣富强。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 谈谈您的感受？

姜教授：我14 岁出来打工，那时候看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实在太气人了！ 那时从村里出来去乘船，坐的是日本人的船，他们将中国人排成一排，对中国人拳打脚踢。当时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成了半殖民地，日本人规定中国人不能吃细粮，吃了细粮就判刑，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我当时很生气，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先学习，学好知识再说。后来日本投降了，我满脑子想学英文、学数学，到北京读大学时背着一捆烟卷纸就去了， 考上大学以后幸好碰到一个熟人， 每天早晚从学校跑到他的成衣店住， 吃饭靠挣稿费和半工半读来维持。冷了没什么衣服，就一件毛衣大褂，再冷了就到外面跑步，实在饿得不行就跑到外面的贫民食堂吃点黑馒头。当时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么让人瞧不起，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办点事。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触动着我，激励着我，一定要爱国，为国家做贡献。日本一投降，我就给《丹东日报》写了一首爱国诗。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但是贡献太少了。回顾这一生， 可以用四句话加以概括： 德才平平， 贡献丁丁， 民恩国情， 护我前行。

谈教学

将近60 岁才正式投入财经教育事业，近90 岁高龄仍坚守在教学第一线，给研究生授课，辅导学生撰写论文，给学生看稿、改稿，为外校自学青年寄送书刊资料、答疑解惑。———他始终未离开教学科研第一线。

记者：1979 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那年您56 岁。为什么您说“56 岁刚开始工作”？

姜教授：在那之前，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很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我和本校另外11 名教师一起从河南五七干校调到东北财经学院， 为工农兵学生任教， 在那里待了八年， 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期。后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我被调回北京工作，回来之后担任了财政学院财政教研室主任，后来调到研究所担任所长、科研处处长，以及学报副主编、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直到那个时候才正式“坐下来”干点工作，真正开始从事财政教研工作。

记者：明年满90 岁高龄了，现在还坚持给学生上课吗？ 准备上到什么时候？

姜教授：在上课，给研究生、博士生上课。研究生每周一次，上2 个小时的课。从今年开始，全校的博士生课程都安排给马克思主义学院上， 现在不用我教了。“共建”我教了好多年，讲一个专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财政思潮》，一次讲四个小时。从去年开始，我主要给本院博士生上课，讲《市场经济与财政职能研究》。

准备再上一年， 看明年身体怎么样，现在很多事情都记不住，特别是人名记不住。精神上有时特别累，因为是新修订的讲义，要改写讲稿，需要占很多时间。不过，跟大家在一块感觉挺好的，等什么时候身体不能动了就休息。财政部授予了我“终身教授”的职称，这是对我的一个鼓励。

记者：听学生说，您给他们上课两个小时都一直站着讲课。很多年轻老师都难以坚持， 您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

姜教授： 现在学生都不让我站着讲，给我搬凳子让我坐着。去上课还有学生来接我，给我拿着包，讲完课后又把我送回家。其实，我自己来去都没问题，包里面没多少东西。系里的老师也都很尊敬我， 每次去学校年轻老师都来接我，对我特别好。这些都让我很感动，觉得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太少。

记者： 您现在每天日程安排是怎样的？

姜教授：我自己编了一套操，也在外面学了一下，编排出来一共四十节。上午做做保健操，下午去学校拿报纸，来回走活动活动。前些年还骑自行车，后来老伴不让骑，担心安全问题。下学期要给研究生上课， 今年带了一个研究生， 要指导他发表文章、找实习单位。校外还要给财政部科研所讲课，一次讲四个小时，讲两次。

记者：除了认真备课，辅导学生们撰写论文，给学生们看稿、改稿，您还为外校的自学青年寄送书刊资料、答疑解惑，非常关注青年财政学者的成长。2004、2006 年两年获得北京市教育系统颁发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奖。对于广大年轻的财经学子，您有哪些希冀与叮嘱？

姜教授： 很简单， 对于年轻人来说，要多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做到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全面发展。我现在给学生上课有三本辅助教材： 除了一本专业课基本教材， 还有一本结合党中央政策整理的辅助教材； 另外的辅助教材就是我的两本诗集。学习财政学，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还要学习历史、法律、诗歌。凡事要讲科学，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生活观，该锻炼时锻炼，该放松时放松，该学习时学习。现在年轻人也容易生病，不管多忙，最好睡觉之前围着操场跑两圈。遇到不顺心的事， 要时刻记住自己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争名求利。

记者：在教学过程中，您更注重向学生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不局限于专业讲解， 更注重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对于现在大学提倡的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理念，您有哪些建议？

姜教授： 国家在政策中很明确提倡学生要在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全面发展。我自己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根据这个思想我改进了自己的教学方法。从2007 年开始，每次讲完课之后我就不急着走， 看学生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次上课就不讲课了，在教室里陪着学生准备讨论、写发言稿；第三次上课进行课堂讨论， 让学生根据发言稿发言，发言完后将发言稿交给我，我看看加以修改。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很受欢迎。由于带的学生比较多，每次课后要修改近50 份讲稿，学生觉得我太累， 建议几个学生合起来讨论交一份发言稿，减轻我的工作负担。我坚持这样做是为了让学校重视， 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现在学校要办成一所科研型大学， 不仅老师的科研能力要强，学生也要学会搞好科研。

谈学问

记者：“知识”与“学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您所讲的“学问”，应该属于“大学问”。以您的观点，“做学问”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姜教授：对，学问的内涵比较广，做学问不仅要会讲课本知识， 更要会培育人才。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 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观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 而不像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教育学生只传授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德育。我现在上课会经常给学生念一些名人对教育思想的认识，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课堂上除了专业书之外， 还会根据中央重要的决策写文章，整理出来给学生看，加上我的两本诗集，也是德育的一部分。

记者：“搞财政的人，应该懂哲学、懂历史、懂法律，不单纯是专业知识。”您自己就是爱好广泛，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尤其热爱诗歌。这些兴趣爱好对您有什么帮助？

姜教授：挺有帮助的，比如情绪调节方面，我喜欢做做操、打打球，运动回来心里就舒服了， 身体也得到了锻炼。再比如写诗，写了一首好诗与人分享，可以受到启发。

记者：您独自编写和主编、参编、翻译出版专著、教材、主持国家课题等40余项，发表论文140 余篇，总字数超过1600 多万字。这些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为我国财政学科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为财政事业发展提供了参考。您认为，做好财政研究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姜教授：最困难的是资料难找，特别是财政部很多资料具有保密性，只能从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查找， 这得下些工夫。以前我积累了很多资料，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资料全丢了。搞财政学研究有资料就好办， 没有资料全是空话。现在科研所会给我提供一些资料， 财政部退休的老同志也会给我一些，这些对新书出版有一定帮助，但这本书（《比较财政管理学》）有很多是外国的东西。

记者：做学问不是埋头死研究。在从事科研工作中， 您善于结合国家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 根据中央政策精神确定科研课题。请您谈谈如何才能做好学问，做活学问？

姜教授： 教学科研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与中央决策保持一致。邓小平在为景山学校校庆题词时写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学要面向现代化，主要就是要求在教学时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不能离开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面向世界”，指的是既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但同时“面向”不等于“照搬”。财政工作是最大的政治工作。一方面要与中央政策紧密相连， 另一方面，要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着力落实与人民群众法定利益相关的问题，保证实现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

谈诗歌

记者：据说您从小时候就喜欢诗。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诗歌？ 怎么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姜教授： 我从十五岁开始接触诗歌，当时给人家扫地、倒痰桶，从厕所里面捡到一本诗刊，读了很有感触，于是就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遥望》，内容是：“风甜十里菜花香， 山蓝海碧是家乡。云天望断肝肠热， 破被蒙头泪水凉。”说的是受气想家，白天不敢哭，晚上蒙着头流眼泪， 这是当时打工的感受， 也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 刊登在《工商月刊》上。后来日本投降，丹东政府办了《丹东日报》，我在上面写了好几首诗。有一首诗叫《第一支歌》，写国家独立了， 鼓励丹东人民要自强不息，建设好祖国，不要忙于吃吃喝喝。上大学以后也写了一些诗，这些诗中最喜欢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岁月》，写当时学生的艰苦生活，都是真实的感受。大部分诗歌都收录在《撷美诗稿》中。写诗也特别有意思，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言志，育人。

记者：在课堂上，您喜欢给学生们朗诵诗歌，陶冶人文情操。古代有以诗会友，您平时创作了诗歌，一般会与谁分享交流？

姜教授： 我们学院里有几位老师比较喜欢诗， 书记让我送两本诗集给新来的年轻老师，上面题词写“姜维壮教授授书”。一切的文学里面，我觉得诗歌是最好的，因为它是真善美的结合，不像别的是编出来的，用诗歌来教育人挺好的。有人建议我写自传，我也不想写。如果写自传，为什么不写诗呢？ 写诗还可以教育人。

记者： 您的许多诗歌创作都是得益于财政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感悟体会，所谓“诗言志，志育人”，《撷美诗稿》、《荣辱诗选100 首》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从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您对财政和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追求。财政、教育、诗歌，这三者在您心目中分别占据了什么地位？

姜教授：教育最重要，教育是千年大计，教育不好什么都不行，财政也搞不好。但是怎么搞好教育呢？ 前面说的，要全面贯彻国家的决策精神，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邓小平指出：10 年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 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一是没有做好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二是教育投资不够，三是老师待遇太差。教育办好了， 财政就好了。在任何行业，人才因素都很重要。作为一名财政监督干部，一定要爱国，要有事业心。现在有些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犯错误”，我作为老师很痛心，他们在学校里都是很优秀的学生，老师在教育学生上没有做好， 责任在老师。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对如何发挥人的作用要求很高。

记者：最后，想问问姜老师您现在身体还这么好， 保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姜教授： 这也是很多学生问我的问题。我的生活作息比较规律，也喜欢运动，做完工作练练操，始终以乐观的思想面对生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乐观的思想？ 对于乐观，我有一点想法：我这一生最主要的誓愿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做点贡献，这个是最大的目标。以这个为标准，别的什么东西都无所谓，功名利禄也就看淡了。用这种思想教育孩子，孩子们也挺受用，每个孩子毕业时我都写一首诗送给他们，他们现在都挺好的，基本不用我管了。所谓“名利看透半杯水，荣誉体到一瞬间。千古功过孰为准？人民苦乐与甜酸。”这是我为纪念屈原写的一首自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