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分析指出，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党中央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其意义重大。这一战略也引起了我校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本报采访了几位青年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和学者，让我们来共同聆听他们的声音——

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形势下，文化在心理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记者就此采访了社会发展学院辛自强教授。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为心理学研究者，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吗？

辛自强：作为心理学研究者，我们一直把心理放在文化背景中，重点考察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了心理，镶嵌在文化中的人在心理上有何特点，当然也会兼顾文化如何在个体心理活动基础上建构。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不同文化之间心理的差异上。近年来我和在美国的合作者，比较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加拿大、美国）背景下，人们对他人的信任范围有多大，我们称为“信任圈”。对于不同的信任主题或内容，中国和加拿大两国人的信任圈是不一样的。在借钱给别人方面，中国人比加拿大人的信任圈更大，加拿大人显得更小气，他们的格言是“钱、汽车和老婆一样都是不能借给别人的”，而中国人在借钱给别人时更相信对方，这或许说明为什么中国的私人借贷关系较为普遍；然而，在分享关于自己的成败信息方面（比如在班里获得好名次或者考试失败），中国人的信任圈比加拿大人更小，相比之下，我们是不太愿意跟人分享这些信息的。知道了这些，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就能做到“心中有数”。除了这种跨文化心理研究，我们更多探讨的是文化中的心理发展问题，比如，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个体的心理如何变迁。近期，我们还正在对文化本身的进化问题做一些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

记者：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似乎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心理问题，您如何看待呢？

辛自强：是的，随着社会变迁，包括文化的变迁，给人们的社会适应带来了很多困难，“制造”了很多麻烦。举例来说，近几十年确立了一种关于“变化”的价值观，似乎一切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只要改革就是好的，只要创新就是好的，然而，其结果是人们不得不面对总是变化的环境，于是就会有压力，有焦虑，有矛盾。例如，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手机不断更新换代，功能不断集成和复杂化。当换新手机时，我就很苦恼——又要适应新手机复杂的功能设置。创新和改革总体上会带来更好的生活，但到细节层面并不全然。

现在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断更新的环境和事物、不断改变的制度和规则、不断改进的技术和工具、不断分化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一句话，“一切都在变，个人只好跟着转”，由此常常感到自己“转得有些晕，活得特别累”。当前如何引导人们适应变革，社会生活如何从快速变革期进入相对稳健的、平稳的发展时期，这是我们必须从宏观上思考的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文化的力量可以缓解社会心理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您认为文化产业应如何在社会心理调适中发挥重要作用呢？

辛自强：确实，文化是塑造社会心理、影响社会心态的重要力量。以拆迁为例，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城郊的村庄拆迁后，原有的村落文化，能够维系全村人精神世界的那些标志性建筑、有心理意义的场所都消失了，重新被安置的村民被分散到“匿名的”的楼宇中，他们原有的心理联结、对地方的依恋被破坏了。如果能在拆迁安置中，适当引入村民原有的文化符号，在小区里复建他们熟悉的共同活动场所，或许他们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建立新的地方依恋。需要知道，中国人向来有强烈的“恋地”情结。在变化中倘若还能延续一种传统（包括文化传统），这有利于增进人们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

文化确实能够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缓解变化带来的压力，增进心理适应。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是广义的，不只是文化产品和产业。文化可以体现在建筑、环境、器物这些物质的层面，也可以体现在网络、大众传媒构造的虚拟世界中。说到文化产业的作用，在文化产品的制造和创造中，在文化传播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考虑其对人们心理和心态的影响。举例来说，一名记者在报道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时，也会为了吸引眼球，找故事中的最“亮点”，把它做成题目，由此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宝马撞人”这类大标题，但是“拖拉机撞人”则很少见诸报端，为什么？我相信，在中国拖拉机一定比宝马多，但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教育已经告诉他们必须让报道吸引眼球，“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媒体属于“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我不想全面评述其中的是非曲直，至少要指出，这类报道正在不断塑造着人们的社会心态。

记者：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青年人身上。我之前读过辛教授的《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一书，了解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青少年的不同心理状态。当代社会急速的变迁给青少年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辛自强：谢谢，你居然还知道那本书。《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介绍了我们三四年前做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关于青少年心理变迁的结果。我们发现，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中国青少年（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下降的，一方面各种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人际困扰）等是增加的，另一方面积极的指标，如自尊水平却是下降的。我们当时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急剧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增加。这些研究还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次有关于中国青少年总体心理变迁的结论。

不过，我们最新的研究结果却表明，事情并不是完全悲观的，过去二十多年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变好，我们将之归结为独特的大学环境减少了大学生所受的来自社会的负面影响，归结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综合这些结果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或许马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很困难，但是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教育，通过改变个体成长的微观环境，还是能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

从环境角度来看，个体发展肯定受到其所在的微观环境（如家庭、学校、校园周边环境）以及宏观环境（如社会大背景）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人是有能动性的。尤其是作为个体，我们并非完全受制于环境，我们可以很好地适应环境，创造自己的成功人生。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并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变革时期，加强道德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文化强国重大战略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

前段时间广东“小悦悦事件”引发国民对于社会道德的集体反思，将加强道德建设的问题再次推到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的舆论前沿。这一事件是对国人道德水平的一次集体检阅，也再次提示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社会的幸福、和谐不能仅仅依赖于物质丰富与经济效益，普遍化的道德冷漠必然会严重损伤社会的幸福指数。

但道德不是真空中的产物，社会的道德状况要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的GDP功利主义取向；制度不健全或者恶劣的法律先例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即恶法伤良俗的后果；社会信任的透支与缺失等等。因此，道德问题的解决不能就道德而道德，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多方面着手。比如建立社会信用体制；社会救助保障体制：对欺诈者的惩罚，对道德者的保障和褒扬，等等。当然，这只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法律层面上的努力，全面的道德建设还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支持力量，每一个公民都是责无旁贷的建设主体。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道德建设资源，其中重要的一个启示是：思想道德建设要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即道德建设要从改造生活做起。道德建设不能脱离生活。相对于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道德建设更艰巨、更复杂。文化与道德建设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思想、意识、精神领域的建设，不同于砖头水泥、高楼大厦，也不同于高度市场化程度下经济利益催生的GDP。但精神领域的建设又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基础。诚信缺失的经济环境中不可能生成健康的道德文化。因此，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需要全社会自下而上的参与，需要持久的投入，需要细致入微抵达灵魂，促进公民的文化自信和道德自觉。

高校作为知识的集散地，作为高层次人才汇集之所，理应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高地。我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旨在培养社会主义新时期需要的德才兼备、政治道德素养高且学识广博的新型人才，建立起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效机制。这与新形势下复杂的国际背景、社会现实和文化强国战略有很多的契合之处。“青马工程”是中财人才培养体系中针对拔尖人才的助推培养。它强调培养既有突出的专业素养，又有开阔视野、远大理想和坚定信仰，有志于以一己所长奉献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卓越人才。“青马”要有优质的引擎，还要有一个良好的导航仪。还要求“青马”不为眼前一己之私利而蝇营狗苟，而以兼济天下为志，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能实干，但不囿于俗利。一言以蔽之，中财培养出的“青马”是有才能、有信仰的道德境界高、综合素质高的新青年。

实践是青年人求真知，长才干的重要途径。我校学生一贯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2010年我校2009级学生完成的实践教学成果——《行走的课堂》荣获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作为中财学子，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勇于担当时代赋予青年人的责任，在校园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结合中成就卓越人生。

我所理解的卓越人生，乃是既能做小事，也堪当大任；既完善自我，也报效社会。道德乃为己之学，成己之学，道德修养在成就与完善自我的过程中惠及他人与社会，同时又在惠及他人与社会之时获得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所以，道德建设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以平常心，做好本分事。

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决定。文化体制改革，大学生能参与其中吗？泛娱乐化的文艺作品是生存还是毁灭？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还有哪些“绊脚石”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文传学院四大才子”之一，在文化领域研究成果突出的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老师。

记者：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给我校学生提供了什么机遇与挑战？

莫林虎：在当前的政策、经济背景下，学生们应当首先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现状，并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做一些研究、思考，为未来的深造、就业打下一个基础。

中国人均GDP已接近5000美元，而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中国的文化消费需求将会大规模增长，中国的文化产业创造力在其他行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也具备了足够的生产条件，为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获得了一个良好契机。同时，中国广阔的市场、东西部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出现极其复杂的局面，以上种种情况，为我们学校的同学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提供了条件。

文化产业是一个经济领域，无论是研究还是实务运营都需要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的知识。我校的学科优势正好就是经济学、管理学，从这一角度入手介入文化产业，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

记者：大学生创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最近，杭州出现了大学生创业者组团参加文化创意活动的现象。而在中财，也出现了由学生独立创作的刊物《合唱团》。我们了解到，您得知《合唱团》缺少经费后，请示了院长，从院里的经费中出资赞助，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文化创业活动。您对大学生文化创业有什么看法？

莫林虎：创办《合唱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活动，尽管这个活动目标不是盈利，而是公益性的，但它仍然具有创业性质。我对学生创业、学生创办报刊一直持鼓励、支持的态度，同时希望他们能够自负盈亏、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我认为，一个总是需要别人支持、扶助的人或项目，是没有生存竞争能力的。我希望这些对创业有热情的同学，首先要有抗打击能力、生存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在大家熟视无睹的地方找到生存发展的机会。

记者：您在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时指出，现今社会出现了很多文艺作品泛娱乐化的现象。部分娱乐节目宣扬丑陋的“炫富”、“拜金”主义，甚至还臆造艺术。对于文化领域这些现象，您认为应该如何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来解决？

莫林虎：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由两个途径解决：第一，通过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形成良性的文化市场竞争，为民众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当市场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时，就一定能够呈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第二，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家、民众的文化批评能量，我们要相信一个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是包含理想、包含精神追求的。目前文化界出现的文化乱象，恰恰是文化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的结果。进一步进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改善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加速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才是正途。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再度对文化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又成为撬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一个支点。蓄势待发的文化产业借助资本力量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呢？

莫林虎：其一，国家层面上政策限制仍然过多，政府部门直接干涉产业发展的事例比比皆是。其二，宏观管理上条块分割现象严重，限制了文化企业的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扩张。其三，产业自身发展链条的不完善加剧了融资困难。以电影产业为例，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商之所以能够募集到巨额资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电影产业是制片中心制，建立了完片保证制度，孕育出了一批专门投资电影的独立金融机构，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投资风险。因此，电影行业能够在充沛的资金支持下取得蓬勃发展。而国内到目前为止导演中心制仍然有很大的实际影响，完片保证机构、版权评估机构匮乏，都阻碍了产业融资的发展。其四，现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中公有资本比例过高，没有很好地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政府导向的示范作用不明显。其五，直接融资不够发达，对于传统融资渠道尤其是银行贷款等依赖过重。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手段对于文化企业而言也存在很高的准入门槛。其六，从企业经营的微观角度看，优秀的文化企业、企业家太少。

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北京作为一国之都，能否在这次文化体制改革的快车中抢占先机、乘势而上也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对此，记者采访了经济学院苏雪串教授，苏教授的观点为我们认识北京的文化体制改革之路提供了一种新维度。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它凝聚了整个民族的智慧与历史。作为文化古都的北京，积淀了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享受了丰富的文化科教资源。谈到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苏教授告诉记者：“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是世界闻名的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是中国文化的浓缩点。”

守着如此绚烂的一笔精神财富，如何以新思路、新理念推动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对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世界城市必须具备自己的魅力，缺乏魅力的城市无法成为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魅力是城市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区位、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它折射出多种光彩，最终聚焦为世界城市魅力。世界城市的个性魅力决定了世界城市应该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的特色产业——文化产业。”苏教授是这样阐释建设世界城市与发展文化产业的逻辑关系的。纵览全球富有魅力的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巴黎，无一不是在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格而在世界舞台上光彩熠熠。“北京可以利用和发挥资源优势，加速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北京城市魅力，推动世界城市建设。”这是必由之路，也是改革方向。

北京市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自2006年起已越过70%的关口。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换的结构转型，以及生产服务业替代传统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北京高端服务业已经在北京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基本形成了与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城市相适应的城市功能结构，初步奠定了作为世界城市的产业发展基础。

令人欣慰的数据背后是否还存在一些隐性的问题？苏教授认为，未来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应是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在服务业内部就是应进一步提高高端服务业的比重，文化产业作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的特点，还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对此，苏教授提出两点北京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第一，要营造适宜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特别是制定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二是要区分公益性文化和盈利性文化，对前者应增加投资，对后者则应在法律框架下增加市场调节的力度。北京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应该在《决定》的指导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转变观念、更新思路，把握历史机遇，在新一轮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当记者谈到网络上对北京投资建设天桥演艺中心的争论时，苏教授从专业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北京的产业布局一度非常分散，经过近年来的调整优化，目前初步形成了团簇状的产业集聚区，比如，西城的金融街、朝阳的CBD、丰台的总部基地、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宋庄的绘画集聚、798艺术区等。天桥演艺区也属于一种产业集群，符合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规律。通过产业与其关联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集群能够营造促进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个投资150亿的文化产业项目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即‘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将天桥演艺区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演艺集聚区’，我们拭目以待。然而产业集群是趋势，合理规划文化产业的区域分布，推动形成规模效应、促进合作交流是北京的文化体制改革不能绕开的话题。”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其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产业发展无疑会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产生辐射效果。这个辐射效果，在苏教授看来，“主要途径是向市外‘出口’文化产品以及传播信息、价值观念等。”北京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强力领跑者，其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生动的参考书。北京在推动自身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本市文化产业质量的同时，不能忽略的一个课题便是如何凸显自身的辐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如何将先进的营销手段、成功的运营模式、有效的管理理念播撒到全国的文化产业领域，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动员令已经发出，道路已经开辟，目标已经确定，唯有认清历史维度、转变改革思路、激发新的发展动力，北京方能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把好文化产业的舵，扬帆远航，驶向世界城市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