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6日下午2点半，由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举办的“资本精神与现代慈善事业”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专家宾馆四层会议室隆重召开。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华民慈善基金会作为我国慈善基金组织的一个缩影，已经在探索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的道路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华民慈善基金会（Huamin Charity Foundation）目前是我国大陆地区原始出资额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基于“资本精神”的慈善理念开展教育平等、社会养老和其他反映国家、民族社会核心价值的公益活动。其中，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是华民慈善基金会促进教育平等计划的首推项目，目前已与包括我校在内的30多所高校达成合作协议。为了弘扬资本精神的慈善理念、促进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黄震教授组织和策划了“资本精神与现代慈善事业”研讨会。全球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国内经济形势面临种种困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应对这种危机，如何为政府分忧解难，如何缓和及消解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针对以上问题，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所长王松奇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任俊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黄震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欧阳日辉副研究员、湖南益阳市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世民博士、特华博士后工作站李朝辉博士、《中华工商时报》编委高初建先生、《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谢宝康先生、搜狐网副总编王子恢先生等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研讨会分成上下两个单元，分别由黄震教授、欧阳日辉副研究员主持。

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对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记者，特别是华民基金会对本次会议的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我校科研处处长孙宝文代表学校致辞，介绍了我校承担的教育部和民政部一些慈善方面的研究课题，肯定了研究院成立基金会研究中心致力于慈善事业研究工作，并对华民慈善基金会对我校贫困生的资助表示了感谢。

研讨会上，邹东涛院长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谈起，充分肯定了“资本”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作用。他同时表示，随着近年来贫富两极分化、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的出现，“资本”这一历史功臣面对的更多的是批判、谴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应该对资本进行深刻思考，以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来研究资本、来重新定位资本。正如卢德之先生的《资本精神》一书，从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化学多个层面论述了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综合作用，并将看似不相关的两个概念——资本精神和现代慈善事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现阶段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完善制度，引导资本走向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方向。慈善事业是资本精神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应该先保护企业运用资本赚钱的权利，让企业理直气壮地积累资本、发展资本，然后再谈社会责任，最终让企业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王松奇教授结合金融危机的历史背景，对资本精神进行阐述。王教授首先对两种制度形态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对制度造成的系统性伤害。随后，王教授针对我国现状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进步速度远远低于物质文明进步速度。国家现在需要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教伦理，来诠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精神。在谈到“拼命省钱”的问题时，王教授提出钱一定省在个人消费上，让钱将来可能成为社会储蓄或者成为社会慈善基金的一部分。此外，王教授指出，中国慈善资金的潜在供给力非常强大，但需求更多，国家应该着眼如何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教伦理，从这个角度培养一批新企业家，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生产关系的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者。

于建嵘教授从社会底层需要的角度，将“我们需要的资本精神”概括为“两个底线，一个高度”。 对员工的底线是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对政府的底线是要为公众争取利益，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说不。企业家如果在拼命赚钱之后，能够为神圣的慈善事业而拼命花钱，那么他们便具有了高层次的资本精神。

任俊华教授将资本精神与湖湘文化的两次转型相结合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指出，爱国精神是湖湘文化的实质。在爱国精神的影响下，湖湘文化有两个特点，即超越性和与时俱进性。湖湘文化是从报国文化到革命文化再到发展文化的一个转型过程。湖湘文化有比较重的土壤，因为政治文化比较浓厚，从革命文化阶段转型为发展文化阶段，必须要有土壤，资本精神便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资本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第二次转型的产物，能够指导塑造新的企业家，新的企业精神。

陈世民博士就卢德之先生的《资本精神》一书谈了几点体会。首先，资本精神解决了经济的理性危机、自由危机、信用的危机。其次，实践资本精神通过三个阶段，实现了两次飞跃，最终达到一个回归。最后，陈博士谈到，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有些穷人的过分依赖思想，导致资本精神在实践上会面临诸多挑战。

欧阳日辉博士以“资本精神与民富国强之道”为题进行发言。他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民富国强呼吁资本精神；第二，资本精神是民富国强的精神支柱；第三，资本精神的培育有两个问题，一是大的文化氛围问题，二是具体的制度安排问题。欧阳博士最后指出，资本精神不仅仅是非正式制度层面的问题，还需要正式制度层面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去鼓励、支持、保护资本精神的实现。

周建设教授首先对卢德之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家和慈善理论家完美结合的杰出人物。接下来，周教授对慈善理念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要确立完善的慈善理念，首先必须有对人性的全面认识；其次必须有对企业家或企业家使命感的深刻认识；最后，必须有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谈到慈善教育的问题时，周教授指出，真正地扩大慈善事业，必须有人民大众对“慈善”概念的深刻理解，让更多的人通过对资本精神的深刻认识，形成文化氛围，最终让更多的人从事慈善事业。

唐钧教授从另外一个角度陈述了在现代社会当中，第三部门和慈善事业的作用。唐教授首先对于第三部门产生的背景作了简要介绍。针对其他学者将第三部门的性质总结为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合法性等14个“性”的观点，唐教授认为这些“性”是不能完整的概括出第三部门的性质的，并用数轴形象地区分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差异。他指出，第三部门是处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具有扩张性，既可以渗入政府的公共领域，也可以渗入市场领域，这也是第三部门能够办好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王子恢副总编以网络在现代慈善事业中的作用为视角进行发言。他指出媒体也在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行为，通过网络信息公开，能够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有效衔接和有效配合，互联网应该责无旁贷地将公益慈善精神传播到更多的人群中去。最后，王子恢副总编认为在现时代，互联网可以让无数颗爱心凝结，并表示希望通过网络让社会各界为慈善事业多做一些事情，多出一份力。

高初建先生表示，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上有更多的人重新关注了资本这一概念，但是中国的资本精神应该是包括慈善事业的，在这一方面，卢德之先生起了带头作用。

谢宝康先生认为慈善关键不是理论，最重要的是将来自于慈善的实践做多大。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谈资本精神，做慈善事业，应该是正逢其时。但这样一个理念的提出，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缺少制度性的支持和普遍性的接受。

李朝辉研究员以“为民族复兴力行‘三个拼命’”为题进行了发言。她指出，今天社会需要的民族英雄，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并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的世界级的企业家。要做到“三个拼命”必须要有一种神圣激情。为民族复兴力行“三个拼命”，必须去寻找“三个拼命”的动机及其背后的道德精神。

黄震教授以“新五化”为背景阐述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说，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客观上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定作用。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现代慈善事业可以起到济危扶困的作用，同时还会产生市场化的慈善道路，对基金会提出了保值增值的要求；随着城镇化进程，要求社会更应该关注农村群体，关注农村进城的农民工以及农村的贫困人口；在信息化背景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出现了新的契机，信息化和传媒相结合，是慈善事业的快速推动力量；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基金会的发展也会受到国外影响，同时慈善事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也在日益扩大。

在研讨会的最后，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总结发言。卢先生首先介绍了他提出“资本精神”这一理念的历史背景。他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社会环境有很大的问题。民营企业家没有使命感或者使命感存在偏差，这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计划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有我们老百姓的观念问题。他指出，要培养一代世界级大企业家、大企业，没有精神是不行的，只有有这些具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在谈到“现代慈善事业”时，卢先生认为它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并将其特征总结为公益性、专业性、基金性、民间性、志愿性。最后，卢先生表示他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并希望以此精神来召唤那些大企业家们加盟华民慈善。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充分认识到了“力行‘三个拼命’对现代慈善事业的积极意义”，并通过媒体呼吁公众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将大爱精神发扬光大。

一滴水能映照太阳的光辉，无数颗爱心便能温暖世界。让我们都来支持慈善、参与慈善、分享慈善带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