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世纪》杂志2013年第5期刊发李景端老先生一篇回忆文章《建国初我上过四所大学》，对他50年代上过的四所大学（上海交大、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人民大学）经历做了描绘，记载了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现转载如下，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个时代的校园。

求学年代的校园生活，无疑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大学四年的我却上了四所大学，这种经历恐怕十分少见。

我高中没毕业，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大运输管理系，因数学课吃力，对工科也没兴趣，1951年我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才念一年就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的经济系，与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学生，加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冬我转到这个学院才个把月，由于我们的校舍（北河沿原北大三院，现在民政部的旧址），要腾出来作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办公楼之用，于是安排学生外出生产实习。实习归来住进尚未完全竣工的中央财院新校舍，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就宣布全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秋我又成了人民大学的学生，直到1954年夏从人大外贸系毕业。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我的大学校园生活，平添了多样的色彩。

左为李景端

在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有话语权

先说上海交大。我入学时上海刚解放一年，校园里还延续着不少交大传统的习俗。印象深的是，学生有很大的话语权。那时不叫学生会，叫学生自治会，加“自治”这两个字，实际上承担了不少本该校系两级总务部门做的事。在校内，学生自治会的威信也很高。有个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学生宿舍，老房子大房间，条件较差；而礼堂后面的红砖新院，楼新房小条件好。以往都是按年级分住，有人觉得解放了，老规矩要改，为实现公平，主张各人抽签，抽到哪里住哪里。但也有人说，如果四年中你连续抽到了好的或差的，这种悬殊更不公平。校方就交给学生自治会去讨论，最后认为还是低年级先住差的，高年级再住好些的，人人差的与好的都住过，大家没话说。一桩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那时交大校园内的气氛非常活跃。由于学习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课余时间较多，所以可供学生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一是讲座多。讲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分析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主讲人既有校外专家名人，也有本校教师，有时还有学生。有个讲座很有趣：那时交大学生的穿着，各式各样都有，有穿长袍的，也有穿西装的。有个专讲服装文化的讲座，后来竟演变成“长袍派”与“西装派”的辩论会。二是社团多。影响大的诸如合唱、话剧、京剧、舞蹈、乐器等。有的社团水平还挺高，如话剧团，请了电影明星高博当指导，排的戏不但在校内演，还常被人请去到校外演。此外，还有一群相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准社团”，例如无线电、书法等。当时还有个“普通话沙龙”，相当于今日的“英语角”。因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很差，于是就联合起来请北方同学当小先生，互学互练。三是竞赛多。交大很重视体育，常搞各类体育项目的比赛，尤其交大篮球队，当时可算是上海滩篮球劲旅之一，好几名队员都是上海篮球界的明星。也许是名声大，所以常有其他篮球队来校比赛。记得当时上海最著名的篮球队，是以回力品牌冠名的“回力队”，就常来交大比赛，这一下可大饱了我们的眼福。

在清华园：经历了“灭蚊”、“洗澡”、 “看老虎”

再说清华。清华园向来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解放后校园里这种氛围仍然很浓厚。一是形势报告多，常有高教部、外交部、团中央等部门首长来校做报告。那时正逢抗美援朝时期，所以话题多与反帝有关。有一次在报告中批判“亲美思想”时，举出协和医院为例，说别人在你身上插了一把刀，你还在那里称赞刀好，这是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漠然。那个年代这样说，认同的人很多，以至有的同学激动地表示不再去协和看病了。报纸上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投掷细菌弹以后，校内多次发动大搞卫生，消灭寄生细菌的蚊蝇，还要上报除蝇灭蚊的成效。我没有什么灭蚊好办法，就想出在洗脸盆中洒上一层肥皂沫，傍晚时到草地里来回摇动。起初还能逮到四五只，后来一只也没逮着。不过团支部还是表扬了我这种认真灭蚊的精神。

在清华值得怀念的事很多，譬如参加教师思想改造，也就是杨绛所说的“洗澡”。教师们人人都要在会上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重点人物还要在大会上作检讨。这种会学生可以自由参加。因为许多名教授的检讨，内容丰富，见解新颖，一场检讨就是一篇好文章，所以只要开会的海报一出来，我总是必定去听。还记得费孝通检讨时，流着泪把自己痛骂一通，一次就通过了。而潘光旦和雷海宗，只承认教育思想有错而未检讨政治立场，以至检讨了两三次还没过关。随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我还被派去“看老虎”（看管隔离审查的对象）和帮助查账，临暑假还要去石景山发电厂体验工人生活。1952年春在北京召开的亚非和平会议，是解放后我国首次举办国际性的会议。清华有一批同学被选去参加会议服务工作。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去当翻译，我和法学院几名同学，则参与会务服务。那时没有“志愿者”这个称呼，可是六十年前，我就当过一回志愿者了。上述这许多社会活动，增强了我们投身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无疑是我们这些初进校园学生接触社会的很好锻炼。

在中央财院：胡耀邦说你们这批大学生都是“十一干部”

接着说中央财院。那时新校舍未完工，学生在临时棚屋上课，从走廊上打饭回到宿舍吃，校园条件差极了。作为名校清华的学生，骤然落到这样的环境，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好在那个年代，大学生都很追求进步，对环境艰苦并无多大怨言。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在实习中发现外贸公司，除对苏贸易外，包括对东欧在内的各国来往，都使用英文，而大家上课学的又全是俄文，于是有些同学就私下暗学英文。那年代学英文，常被看成落后的一种表现，所以避到树林里背英文单词的同学，就成了校园一景。二是有次时任团中央笫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做报告，他说你们这批大学生都是“十一干部”，意思是国家需要十个人，只能满足一个人。还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四年制的学生要提前一年毕业。听了这些话，眼看即将走向建设岗位，同学们都极为兴奋，并有了一项直接的成果，就是男女同学恋爱成功的几率明显提高了。

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做了两件“出格”的事

最后说中国大民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的人大，课程和教学方法全部照搬苏联。考核成绩分“测验”与“口试”两种。非重点课采用“测验”，即根据平时作业，期末由教师分出及格或不及格。对于几门重点课，除通过平时“习明纳尔”（课堂讨论）考核外，期末还要进行“口试”。其方法是：考生依序进考场后，先去抽选一张试题，自行在旁准备20分钟，然后走向老师口述对试题的答案及理解。老师听后当场打分，分级为5、4、3、不及格四等。这种考试方法有利有弊，好处是更能全面观察学生的理解能力，缺憾是，不善口才的人难免会吃亏。

在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一点留有较深印象。当时人大学生中，调干生多，党员多，政治原则性强。他们有些人，对来自中央财院同学身上那种小知识分子习气看不惯，而后者也觉得前者过于严肃古板而疏于交往。后来这种心理隔阂逐渐消除了，但校园里政治氛围之浓，还是令人颇有压力的。我就亲历过两件事。

毕业前夕，有位调干生同学的妻子从农村来校探夫，同学们起哄要组织一次晚会闹一闹。我因为听说夫妻俩昨晚睡觉中被风刮醒，就借此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会场中。上联是：“昨夜春风吹醒惊坏红床好梦”，下联是：“今晨朝阳照枕甜忆良宵佳情”。原本是一次取乐玩笑，竟被班干部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而只好从会场撤掉。还有一次，我有件旧大衣嫌小了，毕业前夕就学在上海交大时常见的办法，写了张出让大衣的纸条贴在食堂布告板上。谁知竟招到团支书的批评：“你经济若有困难可以向组织上讲，现在你公开贴纸条，让人看到中国大学生竟要出售自己的衣服，这种影响多不好！”我虽觉委屈，还是连忙把纸条撕掉了。上述种种，今天看来也许难理解，甚至有点可笑，但是这就是历史，是逝去的生活中确实发生过的故事。追昔是为了振今，更是为了抚平过去，放眼未来。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李景端简介：资深翻译家。1979年创办《译林》翻译杂志，1988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组织出版了《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等巨著，被萧乾誉为“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因主动充当代理人，替冰心、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打赢了一场维权官司，被季羡林赞为“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及“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职业精神的出版人”。他先后在报刊发表有关翻译出版的文章二百多篇，出版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翻译编辑谈翻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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