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刊发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王立勇教授署名文章——《有效缓解预期转弱压力》。

文章指出，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把三重压力列为当前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三重压力”是中央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客观、理性、精准的判断。化解三重压力，需抓住“预期转弱”压力这一着力点，加强预期管理，提振信心和热情，为“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等压力的解决创造条件、腾挪空间、提供推力。

《光明日报》（2022年07月05日 第11版）

原文如下：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把三重压力列为当前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三重压力”是中央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客观、理性、精准的判断。化解三重压力，需抓住“预期转弱”压力这一着力点，加强预期管理，提振信心和热情，为“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等压力的解决创造条件、腾挪空间、提供推力。

一

  预期的形成是一个学习过程，是在信息粘性和信息不对称下，市场主体接受外部信息不断调整先验判断的过程，也是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往往是以预期为基础。基于自身形成的预期，微观主体会做出投资或消费决策，进而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微观主体预期是重要的经济力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预期变动是经济波动的重要驱动力。宏观经济政策所能够产生的实际效果依赖或取决于微观行为，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可能会因为预期的变化而完全改变。以通胀预期为例，通胀预期在经济主体的生产、消费、储蓄及投资等经济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够影响个体消费、储蓄和借贷决策，以及工人的工资议定决策和管理者的定价决策，会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能够影响消费和经济增长。预期管理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

  近年来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供需两侧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由此产生的预期转弱主要表现在：第一，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微观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创新创业积极性有所降低，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低迷并存；部分市场主体过于追求短期利益，决策短视化现象严重，引发非理性市场行为。第二，微观主体预期并非总是理性和前瞻性的，兼具后顾性和适应性，在一系列不利冲击下，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主体心理活动的随意性和有限理性极易造成预期的无序化状态，出现预期扭曲、预期混乱和预期偏误。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加剧了这一扭曲及偏误程度。第三，不同微观主体预期之间出现预期交织、信息交互现象及羊群效应，家庭预期转弱和企业预期转弱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容易造成“预期转弱——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预期转弱”的恶性循环。从数据看，预期转弱表现在：居民的收入信心指数、收入感受指数、就业感受指数、就业预期指数和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呈持续下行态势；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自2021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下滑态势，2022年3月分别降至49.5%和48.4%，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同样如此。

  预期转弱既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衍生，又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推动力量，存在“预期转弱——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预期转弱——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内在逻辑。相对而言，因为与主体心理活动有关，且存在预期扭曲、预期混乱和预期偏误，以及预期交织和信息交互现象，“预期转弱”是三重压力中的难点，也是提振经济、缓解三重压力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三

  为了稳定市场信心，防止非理性社会心态的出现，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高度重视预期管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我国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提供了抓手，对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中央历次重要会议精神，下一步解决预期转弱压力的着力点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从预期转弱的直接原因看，解决预期转弱压力的最根本途径是多措并举稳增长、促发展。我国潜在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发展仍是硬道理，财政政策应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做好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引导和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协调发挥好两个政策的预期传导机制。

  落实落细留抵退税减税等组合式纾困政策，让政策速享尽享。加快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成本、扩内需，设计能够更加有效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方案，推行更具冲击力、透明度和确定性的“稳预期”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微观主体的心理感知度，有效引导、稳定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提振微观主体信心。

  加强政策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管理，降低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将微观主体预期引导纳入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调控目标体系，厘清目标逻辑，以中长期目标为主，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科学设定规则，实现规则与相机抉择间的协同；构建符合国情的制度约束。

  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将宏观调控由“短期视角”和“速度视角”拓展到“中长期视角”和“质量视角”。做好政策目标、政策空间和政策风险的跨周期审视；做好与逆周期调节的搭配协调；做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协调；做好不同宏观政策内部及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做好政策绩效的跨周期评价，构建政策跨周期调节效果的评价和监测体系。

  实施直接管理预期的非常规财政政策，丰富政策工具箱，通过提前释放财政信息和实施暂时性财税政策，非常规财政政策能够在几乎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有效管理预期、刺激总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天然是有效缓解“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压力的工具。在债务风险较高、财政扩张和减税降费空间有限等背景下，其尤为有效。

  重视专家型主体预期，更重视非专家型主体预期。当前预期具有后顾性、适应性和顺周期性，应充实和调整政策工具箱，改善前瞻性指引的效果，使微观主体清晰理解政策目标体系和机制化运用路径，以及政策定位及协同框架；实现政策的一致性，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提升预期管理的有效性。

  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双向跨国外溢效应、传导效应和关联效应，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构建政策沟通及协调机制，提升宏观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同步性和协调度；建立健全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实施全口径、高频率的跨境资本规模监测，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累积演化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