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我校副校长李建军教授，金融学院副院长彭俞超与博士毕业生李明洲合作撰写的文章《“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绩效与对策建议》整版发表在《金融时报》。
文章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中国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互联互通是“授人以渔”、合作共赢目标实现的动力源，有助于产生积极的经济绩效，为全球经济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为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应坚定不移推进全球化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方向；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经贸金融合作；构建系统化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机制促进沿线金融效率提升；防范基础设施投资风险，提升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安全性。
全文如下：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中国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共建提供资金。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互联互通是“授人以渔”、合作共赢目标实现的动力源，有助于产生积极的经济绩效，为全球经济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探讨总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发展现状、经济绩效，面临的风险挑战，提出对策建议，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发展现状
（一）“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步履稳健，投资合作模式日益丰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0日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实践》白皮书显示，2013至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超过了2400亿美元，投资范围涵盖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统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能源与交通运输两方面， 2022年能源与交通运输项目投资金额分别占同期总额34.7%和27.2%（见图1）。中国与伙伴国家合作建设工程涵盖亚洲、东欧洲、东非洲地区，中欧班列、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现已成为区域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从投资区域分布来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见图2），欧洲地区及非洲地区项目建设速度近年内趋缓但投资前景可期。
中国企业一直在不断尝试创新投资合作模式。近年来，商务部提出了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援助逐步转为国家区域间的投融资合作，鼓励企业以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公共私营合作（PPP）等模式承揽特许经营类工程项目。中国企业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模式由单纯的企业的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模式（EPC）转向投资运营，例如中非泰达工业园区、尼日利亚TICT港口项目等都采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产业合作模式的创新推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边甚至多边的产能合作，从而进一步推广了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二）数字丝绸之路快速推进，新基建成为关注焦点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袭来，“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发展将迎来全方位的变革，“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也已成为各国共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加快推进，为数字化互联互通固本奠基。中国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公共空间基础设施，有力支撑科威特建筑项目施工、泰国物流仓储运输等“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活动；华为等企业积极参与非洲的埃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等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开发组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中国企业还以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等科技帮助波黑、马来西亚等伙伴国家建设智慧城市，开展国际数字产业合作。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立足于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支撑。中巴经济走廊光缆、“亚非欧1号”洲际海底光缆、中泰共建新海底光缆等项目投入运营，有效对接资金要素与信息要素使得数据流顺畅流通；中缅、中吉、中老、中巴、中俄等跨境光缆信息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中国与南亚、欧洲地区国家信息联通更进一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国家签署丝路光缆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丝路光缆项目。由华为海洋承建“和平光缆”计划（PEACE）项目顺利推进，该项目总长8800公里，联接巴基斯坦、吉布提、肯尼亚、埃及等东非及红海沿途各国，并为与地中海各国的互联互通提前做好规划。从长期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建设需求的不断释放，更多的新技术有望在各国基建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绿色建筑等诸多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三）金融支持模式、工具多元，开发性金融占据重要地位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模式以开发性金融为主，开发金融机构以低息贷款、优惠贷款等形式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优惠性与发展性。截至2022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累计批准项目202个，融资额超过388亿美元；丝路基金承诺投资金额超过200亿美元，项目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3年9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已累计实现合同签约5333亿元等值人民币，累计发放贷款4915亿元等值人民币。中国政府已经和多家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还成立了中国－东盟银联体、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联体、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
由市场主导的商业性金融同样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参与方和生力军。商业性金融主要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以提供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股权投资等方式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挖掘盈利能力良好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商业银行以参与联合融资、银团贷款的方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与借款方签署协议、合同提供资金，典型项目诸如印度尼西亚东固液化天然气（LNG）三线项目是由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商业银行贷款协调行、牵头行组织联合提供银团贷款融资。从直接融资角度而言，商业性金融机构还通过发行债券、参与“债券通”等方式助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2019年，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发行10亿元“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离岸人民币债券，得到欧洲、亚洲等地区银行以及企业等投资者积极认购。中国银行也于2015年、2017年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但总体而言债券融资总额较低，规模有限。
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绩效
（一）设施联通为沿线国家地区注入增长新动力
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公共品，其自身带有外部性，会对社会生产、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中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是世界各国需求、利益和选择的最大交汇点，就像是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连在一起的神经系统。”基础设施在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和民航）、电力、灌溉、流域、水电工程、科研、培训、市场、仓储、通信信息、教育、卫生和家庭福利等方面都十分关键，特别是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可用土地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确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福利的增进，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有着显著、稳定、持续的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经济绩效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增长，同时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居民的收入分配。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项目打通巴基斯坦中部南北交通大动脉，两地通车时间从11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大大降低通行成本，即使在疫情期间PKM项目仍然有序运行，保证巴基斯坦人民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供应。黑山共和国莫祖拉风电站每年为黑山减少30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黑山人民带来500个当地就业岗位。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经过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不断建设经营，经营业绩态势良好，2022年吞吐量保持在500万标准箱以上，位居地中海第一，营业额增长26.2%，达到1.95亿欧元。
（二）设施联通显著加深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可以有效推动贸易畅通，其中交通基础设施作用更为突出。基础设施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促进“一带一路”贸易总量增加、贸易质量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可以促进贸易便利化，提高出口贸易效率，稳定贸易效率波动。在提升贸易质量方面，基础设施可以有效提升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高可以有效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服务出口品质，改善服务贸易结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的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欧陆路运输在通关、换轨、检验方面速度加快，成本降低一半；海路运输成本降低5%。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际贸易额增长，促进经贸合作程度提升。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标志性项目，与以前传统的运输方式相比，其运输时间比海运短，运输费用比空运少，具有安全快捷、绿色环保、受外界干扰小、综合性价比高的优势。十年来累计开行7.7万列，运送货物731万标箱，货值超3400亿美元，现成为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主流运输方式之一。
（三）设施联通有效推进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提供技能培训。通过合作建设项目，两国居民深入交流，沟通合作，了解彼此文化，从而实现民心相通。“鲁班工坊”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建设的代表性项目，该项目深入沿线国家开设学院提供职业教育。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在亚非欧三大洲建设二十余个“鲁班工坊”，将中国标准、中国智慧输出世界。在旅游文化方面，交通基础设施与通信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便于两国人民相互往来沟通，带领两国居民享受异国风情，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拉近两国人心与心的距离。据统计，2019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交流超过6000万人次，其中中国公民首站出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数为5328.9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在医疗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更为便捷的医疗援助，保障当地居民生命安全，从而提升当地居民对于中国的认可度。新冠疫情蔓延期间，主要交通渠道被迫中断，医疗资源短缺，伙伴国家居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而中欧班列始终保持畅通，2021年上半年累计为沿线国家运送防疫物资1232万件，重量达9.6万吨，为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三、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坚定不移推进全球化发展，大力深化改革开放，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方向
全球化不是各国间的“零和博弈”，“共赢机制”的存在意味着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但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正向收益，毫无疑问可以提高全体民众的福祉水平，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动力。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试图走民族主义、孤立主义、逆全球化道路的做法是错误的，是有损于世界经济福利水平的。中国在拥抱全球化与跻身全球市场过程中受益显著，这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良好的市场和要素条件、与邻友好的外交主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发展作为国家首要任务，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不断开放市场，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从而取得了全球化“红利”的长足进步。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呼声频频的当前，中国应接过新一轮全球化的“接力棒”，进一步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自身的能量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让所有国家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成果和收益，做全球化进程坚定的参与者、有效的协调者，成为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引领者。
（二）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经贸金融合作，不断提升沿线经济发展绩效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应当继续坚持从深化各国间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将为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增添新活力。下一阶段，中国应进一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互联互通方面建立和完善协调沟通机制，而深化与具有紧密地缘关系和经贸往来关系的国家的合作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突破口。同时，各国应进一步规范外资的准入机制，制定协调、统一的发展规划和技术标准，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对各类型基础设施水平的增进效应。缓解资金约束和提供技术支持可能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升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重要机制。因此，加快建设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支持，同时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优质产能和先进生产技术转移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都将有益于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绩效的增进效应。
（三）构建系统化的“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机制，支持基础设施投融资，促进沿线金融效率提升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与主要参与方，应积极推动沿线金融合作，继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引领带动高质量、大规模的金融资源在沿线国家聚集流通，促进金融对资源更有效配置进而提升金融效率；同时探索构建形成平等、透明、可持续的创新型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巩固沿线资金融通环境质量，为沿线投融资活动提供优质的金融制度环境保障。
在推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的金融市场成熟度和金融需求差异度，因地制宜推进金融合作。应切实根据不同沿线国家金融发展实际情况，选取利益交汇点制定资金融通进程中的金融标准与合作范式，加强投融资规则协同对接，在借鉴现有国际准则基础上构建行之有效、适合各国国情的“一带一路”可持续融资规则体系。在为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时，国际多边组织和金融机构需要格外注意分析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帮助构建完善财政保障制度，确保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能够得到偿付，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另外，汇率稳定性，外汇储备充足度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等都是基础设施融资需要考察的因素。借助国际组织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库，在全球范围内将融资与项目相匹配，对投资项目进行监督，助力项目实施。
（四）防范基础设施投资风险，提升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安全性
在应对“逆全球化”冲击方面，力争将“一带一路”倡议框架打造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不断践行其原则、理念、目标过程中，必将会促进全球化转型，成为全球化新的制度框架，推动新型全球化高水平发展。促进全球化转型的重要思路是构建更加有效的市场体系、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完善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积极承担区域乃至全球的治理责任，主动担当、敢于作为，完善全球金融体系治理、环境保护治理、社会安定治理等治理体系，推进公平、公正、高效的全球治理建设。推进开展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激发全球发展动能，助力全球经济复苏。通过加强合作、沟通和协调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合作体系，实现各国之间经济、科技、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深度开放，为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还需在应对债务风险、防范国家政治风险等方面予以足够重视并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帕拉格·康纳.2016.超级版图[M].崔传刚、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李建军等著2023.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研究.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李建军,李俊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与金融要素[J].国际金融研究,2018(02):8-18.
[4]卢锋,李昕,李双双,姜志霄,张杰平,杨业伟.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J].国际经济评论,2015(03):9-34+4.
[5]Aibai A, Huang X, Luo L, Peng 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 55(14): 3275-3294.
撰稿：彭俞超
编辑：刘禹；审核：孙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