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的大学校园发生了悄悄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外化地体现在校园环境的日益更新、现代化上，更重要的是校园的主体之一——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分化和重组。

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担任过所在系一个班的辅导员。在与学生比较深入的接触中，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毕业的他很感慨于现在大学生内部的差异，“贫富差距在显著拉大，正在大学生中间形成了一条逐渐蔓延的裂痕。”

家境贫寒的学生很少加入到学生组织中

虽然金钱无法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但财富拥有量上的不同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当前的大学校园内体现得尤为明显。

“和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家境贫寒的学生加入到学生组织中去的较少。而活跃在学生组织中的，大部分是家庭条件优越的所谓‘富学生’”，韩东晖说。

在韩东晖带过的那个班级里，进入到系里、学校里学生会等学生组织里的是几个家境宽裕的孩子，而来自西部以及农村地区的几个“穷孩子”基本上和学生组织绝缘。

“并不是学生本身产生了不同的对学生组织的看法，而是一个‘钱’字作祟。”韩东晖说，“进入到学生组织里，必然要增加大量的交际，这就需要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有钱的学生更容易、更喜欢到学生组织中去，交朋结友、开展社交，而贫困一点的学生自然就敬而远之。”

由于在学校社交范围的宽窄迥异、消费能力上的差别，学生之间的精神状态也显现出很明显的差别，“一般是富裕一点的学生比较活跃，而贫寒一点的学生则相对自我封闭。”韩东晖说。

心理危机，在一些“穷学生”身上蔓延

在和学生们的接触过程中，作为辅导员的韩东晖深切感受到了一种危机。

“相对于富裕一点的同学来说，一些贫困同学身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心理问题。除了一般讲到的封闭、自卑、缺乏自信外，偏激、悲观和仇视感也有所体现。”

在韩东晖的班上，贫富学生差距巨大，“富学生”一个月消费至少在2000元以上，“手机费就要1000多元”，而“穷学生”一般靠助学贷款维持学业，消费窘迫，“几年没见买过一件新衣服的同学有好几个”。富裕的学生基本上属于两大群体，一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官员的子弟，二是私营企业主的下一代。而贫困的学生也来自两大群体，一是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二是城市低收入基层。

“在一些穷学生看来，班上和学校里那些有钱的孩子，就是因为有个当官的爸爸和先富起来的家族。本来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就是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而差距日显，这个感觉往往让穷困一点的学生困惑而痛苦，从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韩东晖不无担忧地说。

事实上，许多贫困的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后不适应感是一个共性。上大学之前，虽然家境贫寒，但由于学习成绩卓越，贫困学生还是受尊重和心理平衡的，但一旦进入大学后，大家都是学习上的精英，贫困学生突然间感觉自己的优势荡然无存，心理落差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贫困学生感到自卑，自我保护意识陡然间增强，他们不愿意让其他人感觉到自己的贫寒，于是和其他同学渐行渐远，或者闷头学习，或者走出校园到外面寻找可以寄托的机会。”韩东晖说。

不再唱同一首“毕业歌”

大学校园毕竟是一所青春合唱的熔炉，从表面上看，都是一群莘莘学子在积极求学、展望人生、勃发青春。“裂痕，更大的是体现在隐性的方面。”韩东晖说。

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交往范围的不同，实际上大学校园内学生们对未来之路的期待和看法完全不同。“贫困一点的学生首先想到的是生存问题。”韩东晖说，“而‘富学生’由于有家庭提供强大的经济来源，往往不担心就业。”

两种心态，事实上造成新一代的大学生自迈入大学校园起就注定不会唱同一首“毕业歌”了。

“大学四年，从穷、富学生的感受来说，他们的学习、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韩东晖说，“‘穷学生’在考虑生存，在担心能否顺利完成学业，物质上的匮乏成为压在他们心中的一块石头；‘富学生’更多的是享受生活。”

四年下来，韩东晖感觉自己的学生差异很大，“虽然说还不能明显地感受到已经划分为‘贫’‘富’两大群体，但关系紧密的几个同学间确实很少有贫富的反差组合，从他们自然形成的一些小群体来看，虽然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核心，但大背景还是以家庭条件为区分，穷的在一起，富的凑一块。”

“越临近毕业贫富学生差别越大。”韩东晖说，“富点的学生大三后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基本与其他同学隔离，在等待着自己的家长安排下一步；而穷一点的同学在校园里焦虑地等待毕业。”

但贫穷不可能磨灭人们的志气和意志，“事实上，就将来谁能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一点上，我比较倾向于现在比较贫寒的那些学生。”韩东晖说，“从校园里很多所谓穷学生身上展现出的刻苦求学、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确实能让人感受到‘贫贱不能移’的人格力量。也许，贫寒，对于将来获得成功的‘穷学生’来说恰是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