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可以留下

写给我的父母、我的大学和一起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度过的朋友和一切帮助过我的人。

从未出过远门的我跨过长江黄河来到了北京，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何以执着地要来往北京—这个素未谋面的城市。也许是因为无知而胆大，或许是内在与我牵连的一种隐约而又清晰的召唤，总之我真真切切地站在这块土地上了。

就是这个暑假，我开始计划着第一个成年后的摆脱考试羁绊的暑假：打工、学习、体验人生。连日来的奔波，无数次的未完待续，无数次寻觅，无数次的半途而废，无数次的心理斗争，终于让我从热情的巅峰开始坠落。加之同伴的钱包被盗，几乎对北京失去信心的氛围的渲染，我开始迷茫，寻找不到自我了。

那个阴郁的下午，想家的情绪萦绕着我们。我就这样回去吗？留在这里又能做些什么呢？坐在师大门口的我望着那幢宏伟的主楼，不禁自问：天下之大，竟无我容身之处？不是我不能留，而是找不到留的理由。无奈之后，我选择了离开。傍晚没有落日，只有冷冷的雨。

同伴同样迷茫的表情，同样无助的处境。被盗的阴云仍令她挥之不去。甚至随时给她一种不安全的预兆。她无法说什么。

走走停停，身心俱疲，暮色苍茫，仿佛要将我们吞噬。

“回家吧。”她说。抑或是幻觉。

家，我蓦然懂了。

踉跄地冲到电话亭前，用颤抖的手指拨下那一串熟悉而又久违的号码。来自那头的一声问候，几乎让我泪流满面。但我本坚强，只是世界很无奈。

“爸，我……”语无伦次地诉说，只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但我却坚信他们听得懂。

电话那头，妈妈似乎要说让我回家的话，但爸爸坚定而毫不含糊地说：你可以留下。

失去方向的我其实只是要找一个理由来决定我的去留。而爸爸的那句话让我如释重负。当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现在终于明白：当一个人的生存还存在挑战，去留都不能决定时，那是一种最大的痛苦。或者心意已定决计回家，或者排除万难决计留下，便是清楚明白该干什么——不管是无知无觉的，还是有意识的。而我是清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段时期以来，我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可以留下。”这句话不仅给我留下去的动力，留下去的保证，更是给我选择的权利，和坚持自己梦想的可能。爸爸的意思无疑给了我一种自信，无论怎样我都可以选择，因此我要选择最好的方式。

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安排的我渐渐丧失了自己选择的能力，一直以来总有一条路——不用怀疑其正确性，甚至是唯一的——为我已经铺好。然而大学以来，我似乎无法适从这种没有固定标准的生活。

突然我想起了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极力不愿上父亲为我选择的学校及专业，以至拿出四年不回家做为要挟。父亲默不作声，但仍然尊重了我的意见。最后他说：“专业和大学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次选择，以后的我都不加干涉。”如今他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

而我求助于他则是我十八年来依赖于他的表现，心情是喜，是悲，感情是感激还是怨恨，五味交织，难以说清，道明。

有一点我是清楚的，父亲这样做是让我独立，虽然其中，他会痛苦，我也会痛苦，但都希望苦尽甘来。之前的十八年我走得很踏实——是父母在前牵引；之后的岁月，我如果要走得同样踏实，他们只有松手，这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不管以后的路如何，不管我是去是留，那已经不重要，我只有感激父母的那句“可以留下”。

如果当时父亲说：“随你选择。”则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让我直接感到父母撒手不管的感觉，或者更加迷茫。加上了“可以留下”无疑对父母是一种牺牲，而他这样说是从原本应是我“去”的一边加的而现在却减去的一个砝码，完完全全地让我从自身的角度选择。有时我会想：忽略家的砝码会不会太残忍。不知为什么，好象是上天的一种安排的力量，注定我要以另一种形式去回报他们了。

亲历友邦（一）

拿着中介公司的介绍信，揣着中财保险系的学生证，怀着刚走出校门的新鲜感夹杂着陌生感，我，何文杰，赵紫扬一起走上了去友邦保险公司求职的历程。

烈日高照下的北京犹如蒸笼，但我们的热情与希望仍在高涨，虽然还有一丝丝的忐忑不安。几经波折，我们终于到了友邦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公司只在大厦的二层。穿过底层的华夏银行，径直来到二层，公司打扫的很整洁，一尘不染。小心翼翼地递上介绍信后，那位值班人员给我们贴上AIA的标签，一位很年轻的小姐领我们到了会客室。会客室很小，抬头一看还有监视器，我们便浑身不自在起来。其实我们应聘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市场调查的暑期兼职。心里打算的还是挺好的，暑假不是要作实践报告吗？利用市场调查，则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完成作业而且与专业挂钩，还可以提前了解专业知识。

正想着那位小姐拿了一叠关于友邦的资料让我们初步的了解一下。友邦保险公司是美国的一家保险公司AIG在华的分公司，总部在香港，在上海，广州等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统计表上显示友邦的在中国的影响相对于其他保险公司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小姐让我们一边看一边介绍公司主要经营的险种，主要还是以寿险为主。在被问及友邦保险作为外来公司的优势何在时，小姐回答说：在理赔时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而国内保险公司予以承诺则可能无法兑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所谓的市场调查的真面目了。醉翁之意不在酒，问卷仅仅是一引子，关键在于如何拿到这些客户的联系方式，便于他们搞业务拓展。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定差距太大，试想谁会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一个陌生人？但求职的渴望依然让我们一口答应下来。

小姐便问我们有没有带简历，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学生不由的面面相觑。接下来就是填写自己的简历的表格。除了一些必要的问题，诸如姓名之类外，我还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提问。例如“你认为你继承了你父母的哪些优点？”，正如真正了解一个人要了解他的家庭开始，既可以了解你的价值观又可以了解你的家庭环境，设问的角度非常巧妙。还有一个问题顿时提醒了我们：“五年之后，你有什么规划？”对我们这群还沉淀在五彩斑斓的大学梦里的学生来说，仿佛如一记警钟，五年是一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浑浑噩噩的日子还剩下几天呢？

填完那份问卷，现在回想起来是最大的收获，生活，它以另一种考卷的形式对我进行了一次考查，让我不得不开始对自己重新认识了。

在返回的路上，赵紫扬的手机响了。“我们有希望了，友邦通知我们明天下午去培训！”

没有比落水时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更令人兴奋了。欣喜若狂，尽管希望渺茫。

亲历友邦（二）

终于有工作了。宿舍里的同伴问起，我就这样扬眉吐气地告诉她们。下午我要去友邦保险公司培训了。前几日的朝七晚五的生活规律可以改变一下了。虽然我知道有了这份工作可能会更艰辛。我坐在公车上静静地，兴奋地想：再也不用每天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寻找，生活又开始变得有规律了，而且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在北京城里闯荡了。

落日余晖下的国贸大厦里显得异常耀眼辉煌。据说，这里原来是要按照纽约的双子楼的模式建造的，但当9·11事件后便没人提起说法了。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白领阶层，拿着公文包，行色匆匆。难怪说北京的节奏快呢。看到了白领们的着装，不得不提及一下我们三个的服饰。我特地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却忘记了施小姐的告诫，穿了一双凉鞋，再看何文杰还勉强凑合，只是觉得热，因为男士必须穿长裤，赵紫扬只好向别人借了一条。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早到了一个小时，睡眠不足和劳累引导着我们走进华夏银行，命令我们坐下休息。可没过二十分钟，在我们又被保安命令离开这里，因为银行不是休息室。

熬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以一副最阳光的最活力的精神状态出现在所谓操纵我们“生死”大权的主管襄理面前。襄理一看就是个非常精干的女强人，看了我们三个还有同来的两个没经过初试的学生后，脸上露出一种不可意会的表情。她让我们坐在员工的学习室里，然后离开了。学习室里有一面黑板，黑板旁边有他们的宗旨或者是口号的企业精神文字之类的，暂且不必计较。突然记得没有带纸笔，就像上课忘带课本的感觉。

茫然而又紧张，轻松而又疲惫。

小姐进来了只拿着两份我们填写的表格，这是不祥的前奏，我已预料到。我报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每次考完试，对英语答案时的场景。没有我的名字。

“对不起”这三个字终于从她嘴里说出口了，还加上了一个似乎无法改变的理由：“你们的年龄太小了。”我和另一个女生都被前三个麻木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去考虑起理由是否成立的情况。另外的女生还没有交简历呢。小姐怔了一下，无法自圆其说，只好搬出杀手锏：“我们主管是那么说的。”

没有挽求，没有争辩，没有任何一次遭受拒绝后的反应是如此平静，甚至连小姐向我道歉：“真不好意思，让您白跑一趟”的时候我都没有委屈。来回四小时的车程，烈日的炙烤暴晒，我都好象失去了记忆。或许是因为只是放弃了一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或许是早有那样的一种预感了，而现在是情理之中的，或许先前无数次的拒绝已将我麻痹，直到走道国贸附近的二胡声告诉自己那只是安慰。那琴声凄婉无比，一个伛偻的老人拉得很动情，除了钱罐子表明与外界有点联系，他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了。拉的并不好却引起了我这个落魄人的共鸣，真是恼人！

国贸一带是北京的富人区，衣香鬓影与衣衫蓝缕，让我不禁思考起生存问题以及生活的意义。

麻木到同学问起的时候，才开始恢复那根痛的神经。友邦的“陷落”意味着我又将重新开始，重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奔波，重新回到漫无目的的状态。理所当然的，我没有哭，我不相信眼泪，挫折只是开始并非结束。

如此“口译”

有人曾用鲁迅先生小说里的四句话来形容大学生：

大一：不知道自己知道

大二：知道自己不知道

大三：不知道自己知道

大四：知道自己知道

这句话真是对极了，在校园里觉得自己挺强的，还有什么自己不能做的呢？那感觉，简直是当年诸葛亮未出山要刘备三顾茅庐的架势，可是一旦要真找起工作来……

我们三人先去了几家中介公司，工资倒是很诱人，100元一小时，可人家教的是快要出国留学的学生的口语，我回头和他们说：“咱们先上新东方口语班吧！”

可是后来情况不妙了，交了中介费，工作却没有找到。没办法，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我们硬着头皮去应聘一个叫做口语翻译的职位，只是公司的名称有点奇怪，叫做**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

公共汽车在二环内的小巷里行走，犹如一位诗人，走走停停，长吁短叹，长嘘是急刹车后的残鸣，短叹则是鸣喇叭的尖叫。这几日每天几乎都是在车上度过的。一路上我们三个狂练口语，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等我们找到那个公司之后还为没有四六级证书发愁。鼓足勇气敲了一下门，门开了一道缝，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探出头来让我们再等一会。我们等了超过预约时间的一个小时，门终于全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个老外，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应该就是所谓的老师吧，正笑容满面地说：“Good day ,sir.”我们满腹狐疑，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这时中年妇女才过来招呼我们，她长着一双很锐利的眼睛，目光把我们上下扫视了一遍，堆上笑容让我们进屋。更奇的是这房间里挂满了书画，国画，油画，书法作品，中间靠窗的地方摆放了一张八仙桌，上置文房四宝。原来是位书画爱好者啊，正想与她切磋一下丹青，谁知她丝毫不提，径直切入主题：“你们要做的就是到附近去寻找老外练习英语，然后把他们的底细摸清楚，便于我定价位，最后告诉他们你们是艺术生，并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把画推销给他们，你们就可以拿一半的提成。”见我们听的一头雾水，她继续讲到：“刚才一个学生就带来了一个挪威的老外，买了一幅画400元，那个学生就得了200。”

走下楼时，我们都在揣摩这事，谁也不吱声。这是违法的吗？但好象双方都愿意，事先也说是学生艺术学生的习作展。这些画真值这么多钱吗？或者老外看来可能就值这个钱吧？但这种行为总觉得不磊落，因为需要用练习英语口语作为幌子。这就是所谓的口语翻译！但难道就这样走了，今天一天的车程就这样毫无结果吗？最后不知是谁打破了僵局，我和何文杰决定留下来试试，而赵紫扬走了

“大不了就真锻炼一下口语吧！”一个劲地拼命地为自己找借口，找理由。徘徊犹豫了许久，欲言又止，下定决心鼓起勇气问了一个路过的老外：“Excuse me,can we practise our oral English?”老外听了竟然一愣，走开了。我觉得尴尬，便迎上去问了一句：“Are you waiting for car?”老外说：“We’re thinking.”既然在沉思就不好打扰，其实我心里也虚，便不“恋战”走了。

放弃吗？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里，一天的光阴就这样白白地荒废。我和何文杰心有不甘，决定再去试一试。又是一个美国人，我同样问了一遍上面的那个问题。何文杰接着说了一句：“Yes,we’re colleague student.”不说还罢，一说老外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把我们上上下下都扫了一遍，然后用一种诡异的口吻说：“Colleague student?You’re art student!”

思路到此完全中断，空气到这里开始凝结，后面的情景不用加以描述。有点感激那位外国人，他在提醒我们在干什么，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会给外国人留下中国人怎么样的形象呢？我先前没有想过。钱改变了多少人的看问题的角度。有人分析说，双方自愿公平交易，而且是画之类的艺术品，出多少钱都是个人意愿的事。或者外国人的价值观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欺诈，也许正是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

这便发生了经济学角度与道德上的冲突。理性的分析一下，卖家这样做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最大化，采取这种隐蔽的方式而不唐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是为了节约成本，使成本最小化。而他们瞄准的顾客是初来乍到的老外，对中国的文化并不了解，至于那些中国画的艺术价值更是无法鉴赏，便难以得出正确的价位。那么卖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讲卖家并没有错，只是巧妙的利用的这一部分消费者剩余。对于老外来讲，到这种地方买的价格上相对来说便宜的艺术品（相对于正规商场）由于缺乏书画的鉴赏，其满足程度是一样的。但从道德上来讲是行不通的。尤其是雇佣一批学生利用练口语的名义去卖画，这种行为不但比当街拉住别人推销令人反感，而且会给老外造成一种以后所有要求练口语的学生当成是推销的阴影。这种手段不符合以诚相待，开诚布公的原则的。从短期角度来看，确实可以很快地赚到钱，但一旦形成这种不良印象，日积月累，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被破坏，这样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艺术品之类的小事受影响了，而是大至国家的经济状况了。

另外其最大的失败在于不是用艺术的来衡量这幅画的价格，更多地取决于老外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以及其家庭经济情况。

我开始自责竟然上前去，那种被揭穿谎言的滋味真是不可言喻。很无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只能感慨这世界形形色色，世态百相，实在也不知道如何去讲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了。没钱不是可耻的，没有人格，没有做人的原则才该被唾弃。下次决不可再怀侥幸心理了。

道是无情还有情

徘徊在圆明园的荷花池边，尝试屏弃一切尘滓，却终究不能不考虑去与留的问题。

真正的勇者是迎难而上。我鼓足勇气对同伴说：“如果我留下呢？”不是对同伴说而是对自己说，对命运说。这句话对今后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折，一切的一切都随之改变。就像那天在给父母打完电话后，在雨中大声唱的那首歌名一样《阳光总在风雨后》，不管路人如何惊异的目光，只因为我相信有彩虹。

之后的之后，同伴留下了——不管是为我还是其他原因。也许这是我第一次反抗命运的安排，独立开始从语言中凸现。我开始重新安排留下的生活。一切都是积极主动的：跑步，学习，张贴广告。不再迷茫的生活是阳光的前兆。

我无法忘记上帝降临的那个上午，7月14日，我仿佛有一种预感，我静静地呆在寝室里，边回忆着十几天来的酸甜苦辣，计划着未来，真是一个过渡时期。电话铃响了，一个声音传来，我的心完全被感激充满。这是久旱甘霖的声音。下午我就开始了家教，回来时我撕下了那张广告，看了又看，那曾是我准备放弃的一张纸，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家属楼的走廊里贴上了。谁知现在竟成了我的一根稻草，一个筹码。家教找到或赚到钱与否，本身对于我并不重要，留在北京就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最后那一种心理上的慰藉，给了我的暑假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尤其是在我几次想辞掉那份家教的时候，每当想到这个时刻，我便异常坚定，那个电话，也许对那家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却给了一个无助的人不可想象的支持与帮助。

命运的垂青让我感动得流泪，感谢父母，感谢朋友，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在关键时刻给我力量，让我冷静地思考与选择。

不要感慨命运的无情，看似冷漠的外表，实则是最有情的伪装，就看你是否能看清自己了。

尾声

8月26日我上完了最后一节家教课。重重的行囊让我更加感到一个暑假的分量，不知为什么竟有一种成就感。跨越了大一，走进大二，这个暑假过得很艰辛。但只有痛与泪的洗礼，才有美丽的蜕变的新生。

得知我的打工日记可以发表，我没有将其加以太多的修改，因为文章是抒发自己感情的方式，如果符合读者的口味，我很庆幸，因为我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如果，没有人能读懂，我同样期待，只要有一天有一个人能懂便也是我的幸福。日记中五篇独立成文，个人比较喜欢《可以留下》这篇，其余的四篇是应同学看后之邀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