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在广西招生时，不交上10万元钱就退档、扣发入学通知书的事件。中国青年报还报道了其他种种招生舞弊花招。正值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笔者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查到了老人家当年追查高考招生舞弊问题的几条记录。

应该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本身就杜绝了最大的一弊。在刚刚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舞弊问题还极为罕见，远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领导干部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走后门的现象，也仍偶有发生。

邓小平对此早有警惕，他力图从制度上尽可能地把漏洞堵住。

高考第一年，规定考生不准查卷、查分。1978年3月8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对此表示不满：“为什么不可以公布高考的成绩？”“我赞成对招生问题进行公开解释，不管什么人都不照顾。今后招考时，民主方式是要的，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

没过几天，他看到有一封人民来信反映，河北大学一些军队领导干部把子女、亲戚送到大学旁听或代培。邓小平马上作出批示：“请教育部查一下，并为国务院写一通知报批。”

1980年4月18日，邓小平又读到北京大学一群众来信，反映有的高级干部的子女高考成绩没有达到北京大学的录取标准，后采取转学的方式进入北京大学。他批转给中央书记处处理。

邓小平反对招生舞弊，但他非常赞成破格录取。1978年1月底，“文革”后首次高校招生刚刚结束，他在会见外宾时兴奋地讲：“这次高考中发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才。许多人抵制‘四人帮’的压力，自学完成了全部大学的课程，有的可以直接当研究生，个别的还可以当研究员。”

为了发现特殊人才，他希望考题出得难一点。1977年12月23日，北航（就是近日爆出招生丑闻的那所学校）一位副教授来信反映，当年北京市高考数学题过易。邓小平批示：“我也有所闻。请教育部协同北京市调查一下，如何补救。”此前，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就说：“高等院校招考新生，除了一般考题外，还可出些较深较难的题目，只要他答得出，就不一定上一年级，可以上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的甚至可以当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