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和同僚开玩笑，称乾隆为“老头儿”，不料被乾隆听见，厉声问“老头儿”三字何解。纪晓岚从容免冠顿首谢曰：“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儿。”乾隆不怒反喜。分明戏谑之语，竟为恭敬之词。辩解在次，孝敬为先了。

又一次，纪晓岚在南书房办公室又叫乾隆“老头子”，又被听见，怒斥：“纪昀无礼，何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老纪真是个天才，趴在地上就说：“此都中人称皇上之普遍名辞也。夫称万岁，岂非老乎？君曰元首，得非头乎？皇上为天之子而子万民，以谓之子也。”这次无说则杀，老纪主要是辩解，都是“老头”，而不重解，恭维有加，且冠之一“普遍名辞”，法不责众，乾隆随知他不敬，也无话可说。纪晓岚自圆其说的本事真是不得了。

中国人崇拜辩士。辩士可以纵横捭阖，如苏秦、张仪，三寸不烂之舌，胜百万雄师；辩士可以保身脱困，如纪晓岚；可以悦上服下，亦如纪晓岚；可以惩凶治贪，再如纪晓岚（至少电视是这么演的，老百姓是这么信的，所以《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之类的电视剧一拍再拍，百播不厌）……辩士的看家本领即是“自圆其说”，不仅说得天花乱坠，关键还能说得天衣无缝。这一本领不仅为辩士所精，亦为学术界所必备，大凡学术著作、学术体系，无不力求圆润通透，无懈可击；进而为教学者所推崇。所谓教学者，即教者和学（习）者。

在中学时，考卷上常有这样的说明：“可以有不同答案，自圆其说即可”，我们姑且认为这是训练思辩能力（或者说加大得分的可能性，其实多半是加大背诵负担，因为一道题就有几种答案了）。到了大学，这种风气更甚。不仅试卷上有此类说明，在平时的教学中，老师动辄布置一些时髦的大问题（在财经类科目中尤甚）给我们，“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要求自圆其说”。然后同学们就去寻找“百家学说”，网络报刊，著作散论，从中挑出一些比较一致的“说法”，把它们“圆”起来，就是“自己的看法”了。通常同一份资料可以供多人使用而得出不同的“自己的看法”，决不雷同，甚至截然相反。某次老师布置的论题是“中国的金融业是否应该实行混业经营”，我们刚刚涉足专业知识，尚在“敲门”，无从论起。从网上找得一篇相关论文，说到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前提中有这样两条：具有成熟的市场环境，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仅仅基于这两条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种论点：一、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环境已经基本成熟，法制建设比较完善，所以金融业可以实行混业经营。二、我国的时常经济发展较晚，刚刚起步，市场环境还很不成熟，完备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建立，是以金融业不可实行混业经营。三、我国的市场环境正日趋成熟，法律体系正日趋完善，所以金融业可以渐进地试行混业经营。反正目前中国的市场环境成不成熟，法律体系完不完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任你信口雌黄，皆可自圆。后来这个问题与另一同样时髦同样说法纷繁的大问题在班上讨论，诸路英雄“各抒己见”，整整花了四节课。老师称“大出所料”，没想到各有创见，都能“自圆其说”。

民国时期学者陈登原曾这样评价当时的学风：“上也者以新说自文其漏失，下也者以旧学自鸣其雅古。”反正是各求圆通，皆可得意；并认为这是“虚骄之气，导国民而扇之以浮竞；愚诬之技，率学子而教之以无用。”他甚至认为“家国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穷，三边沦落”都与此学风大有干系。陈先生倡导：“知人论世，宜有取于崇实笃行之意。”知人论世，即是治学。我辈今日为学，也应如此。如上举例，金融业混业经营所需要的市场环境、法律体系，可经过研究而知；中国的现实状况，必须调查才得，若没有详实的调查报告可用，又没有条件调查，则不必妄加臆测以自圆其说。

大学本科时期，知识涉及本不很多，且都是浅尝，尚未深研，根本在于扎牢基础，训练思维。我们无需如纪晓岚以自圆其说保身免祸、除奸去恶，也无需如苏秦、张仪以之合纵连横，离间六国；不再如中学生作答案只求语意圆通，又不及著述立说要求完备无漏。基础要一砖一瓦日积月累，不要妄想空中楼阁；思维要有创造力突破力，星星之火亦自可喜，不怕漏洞百出，何求八面玲珑？大而笼统的“自圆其说”，对于思维不但不能“放开搞活”，反易误入圈套，更长“虚骄之气”。不能“崇实笃行”的“自圆其说”，用之于经营则是欺世，用之于学问则是盗名。奉劝吾师莫教，同侪勿学。浮竞无用，赵括岂能用兵？

（纪晓岚事见于杨汝泉《滑稽故事类编》，陈登原文字见于其《颜习斋哲学思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