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下午，由我校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金融治理系列圆桌会议（第四期）在金融学院913会议室举行。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我校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中心部分师生参加会议。

会场

张礼卿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于1944年。作为一个多边主义的制度性框架，这一体系对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如何客观评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如何理解在70多年的历程中经济政策思维的演变，如何判断未来发展趋势等都是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做题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新自由主义复兴”主旨演讲。他回顾了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复兴的基本趋势，对“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过程及其原因和影响。他认为，在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贸易自由化获得了各方的认同，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实践场所；而金融自由化的出现则相对较晚。50-6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欧洲美元市场对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复兴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在各国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他还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各国国内的不平等。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研究员从全球货币竞争、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国际储备等角度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评论。他指出，第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不会被轻易取代，同时欧元和人民币将成为重要货币。第二，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浮动汇率制度。在现行国际汇率体系下，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或贬值，主要是由于美元的贬值或升值造成的。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抑制汇率的过度波动，继而促进经济和金融稳定。第三，资本管制对于防范金融动荡具有积极意义。第四，国际储备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黄金到美元到SDR，再到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一国抵制外部风险的屏障在发生变化值得关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教授在评论中指出，经济学理论的周期性与经济政策的周期性在时间上存在不一致性。经济学理论的周期性从国内层面来讲主要是公平和效率问题；从国际层面来讲主要是全球化与经济周期的问题。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制度或者说规则层面的问题。近年来的反全球化浪潮，实际上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规则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过去40年，中国是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旁观者、参与者，而未来将要成为制定者和主导者。中国该主张什么样的秩序和规则将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孙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交替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平稳期，学者们大都支持自由主义；在经济动荡时期，主张干预的声音就比较大。关于经济全球化，孙杰认为，逆全球化是不可行的，因为它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同时应该看到，全球化的治理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全球化与制度全球化是分不开的。

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栋教授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汇率竞相贬值的问题，使国际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该体系的缺陷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而战后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失衡导致了体系的瓦解。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世界经济进一步脱离了原有的自我平衡机制，全球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十年前的金融危机表明，失衡问题已从实体经济（主要是贸易）的失衡转向金融产品和资金的失衡。当前，应该继续推进全球化，同时调整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使之与全球化相适应。

我校金融学院副院长谭小芬教授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管制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2008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系列文章，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管制是可选的政策工具。他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各种利益，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仍然是大趋势；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具备一些重要条件之后才能全面开放。

张礼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长达70多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中，经济政策思维国家干预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客观要求。这一趋势性的变化，在促进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金融动荡甚至危机频繁发生。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进行的反思值得充分肯定。当前，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的挑战，以多边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将面临许多新的考验。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者，中国在坚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应继续积极推进国内经济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