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下午，由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17年春季第1期学术沙龙在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拉开帷幕。主讲人是我校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教授,他通过一个简化的模型模拟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互动，为大家介绍并剖析了现代财政的契约内涵。

沙龙活动现场

乔宝云教授以一个简化的社会模型开题，诠释了契约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假定初始社会上只有穷人、富人两类人。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没有政府，那么大家很有可能会互相抢夺、掠夺，带来的结果是饥荒、贫困、死亡。第二种情况是，有政府但政府选择只保护穷人，富人的财富不受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有动机放弃一部分财富，社会结构趋于单一。第三种情况是，如果政府选择保护富人，这时根据经济学观点，穷人所在的阶层没有理由与富人的阶层进行合作，所以社会依然是两个阶层。以上三种情况都是不存在阶层流动的。但是当政府保护所有人时，穷人与富人之间会产生很多合作，进而就产生很多社会阶层，且阶层之间能够自由流动，这就使不同阶层的人有动力奋斗。当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保护时，财政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它不受任何约束。只有当社会中不同的类群充分配合，产生新的类群，新的类群之间又有充分流动，政府保护的供给和每个人需要得到保护的需求，才能够匹配起来。只有当政府供给的服务与最终需求对称的时候，才会产生契约需要。

对于财政契约的重要性，乔宝云教授认为，政府存在不断扩张的冲动。政府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没有办法完全自我修复，由于存在跨期扩张，终有一天会垮掉。正是由于政府有不断扩张的冲动，所以需要一个契约对它进行约束。虽然政府扩张的冲动依旧存在，但是这种冲动与社会流动性产生的力量能够对冲。如果政府只保护一部分人的权利，那么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契约，这样的政府可能在周期性波动或直接退化中消亡。即如果没有社会多元、生产力的进步、充分的社会流动性，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与政府扩张相对冲的机制。

乔宝云教授还对财政契约的内涵的延伸进行了探讨。他提出，契约形成以后，政府选择了一种保护方式；之后市场产生了效率，也产生了收入不平等这个新的变量，进而导致社会产生不同的类群；社会产生的不同类群，又产生了社会流动性这个变量，来与政府最初的强制开始相匹配。当这种单方向的良好体制产生后，我们可以关注多方向的影响，例如市场与政府之间以及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时候“财政”的概念不再是单方向的概念，政府与市场会出现双向的交换关系。这也是财政契约的内涵从单向到双向的延伸。

现代财政的目标是什么？乔宝云教授认为，现代财政就是要塑造充满活力的社会，即社会阶层充分流动的社会。如果社会阶层不再流动，不管这个社会多么富裕，都没办法形成契约来驾驭政府不断扩张的倾向。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外部新技术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不发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我国实践走出了一个成功的道路。但是外在技术冲击结束以后，我国已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旧有模式在创造社会生产力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社会流动性是不是更大？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当新的技术不再输入，国家需要依靠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稳定的社会体系来保证经济增长。在新的发展背景下，财政理论也应该转变观点，从保姆型财政走向契约型财政，使财政具有约束，并且形成一个社会不断流动的、良性循环的社会治理体系。

最后，参与学术沙龙的老师们与乔宝云教授交流了自己的观点与感想，乔宝云教授对在场同学的提问进行了解答，使同学们对于现代财政的契约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