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校张苏教授撰写的《中国经济学的道德基因》一文。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网站对此文进行了转发。全文转发如下：

经济学要不要重视人类的价值观？显然要重视，但现代经济学冷冰冰的理论分析毫无先哲们的情怀。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不仅论述了人类的逐利行为会带来“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还论述了其会侵蚀人们“蕴含更慷慨、更高贵、更细腻的情感的能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斯密不顾年老力衰，全力以赴对《道德情操论》进行第六版修改。斯密写道：“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产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产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斯密以后的很多经济学家，如马克思、密尔等，与斯密一样，不仅关注财富增长的路径，而且关注公共政策的道德内涵和意义。

可惜的是，19世纪晚期以后，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逐步激活人们的物质欲望相适应，经济学的道德科学属性越来越弱化。与其关联的生态危机、诚信危机、人道主义危机，让21世纪的人类深感斯密的担忧是对的——“追求财产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

“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产的道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经济学界尚未严格分析过这个问题，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有过思考，而且与斯密不谋而合。《传子》认为，“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但接下来的观点与现代经济学完全不同，不是顺应人的逐利本性，在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条件下寻找实现消费者均衡乃至完全均衡的经济政策；而是主张压制逐利、褒奖尚德，即“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在中国古代圣贤看来，第一，逐利对于个人是危险的。如《道德经》所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二，逐利对于国家也是危险的。《汉书》中讲，成康以来，治世梦想很多，却没有回归太平盛世，只因“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第三，抑制逐利本性可以促使人们走向美德之路。《尸子》言，“无私，百智之宗也。”曾子说，“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这里“智”“学”的指向即是美德。与现代经济学反复讲述经济人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走上广修美德之路，如《道德经》所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为什么？《易经》从反面作了论证，“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汉书》予以正面论述，一个有仁德的人，虽然不去追逐经济利益，但能使人“致其爱敬”“尽其心”“尽其力”“成其功”。其内含之义是，“通往美德的道路”也是“通往财产的道路”。

最近兴起的行为福利经济学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一个人的教养所形成的“信念”决定了他的社会生态圈，从而决定了他的财富。不过，这些研究还没有成为主流，也远不如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深刻。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应批判吸收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从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思想资源，创造中国风格的经济学，为人类打通通往财富和通往美德的道路。（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