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婚育逼迫的女人们

二十几岁的时候，女孩们“应该”要找个对象结婚。

三十几岁的时候，女人们“应该”要生个小孩。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谐家庭基金在2011年做的一项有关中国女性生育行为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女性（57.89%）声称，在她们不想怀孕时有人劝说其怀孕。而在这些劝说者中，又以父母和公婆的比例最高。从夫妻之间来看，女性在怀孕方面面临丈夫的压力的比例较小，在生育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中国的家庭始终还留有大家庭的传统，娘家父母与公婆都不认为怀孕是小夫妻的私事，并都积极加入到劝说大军中。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说：“只有当女人认为自己有不结婚的自由，才会是真正的自由。”

同理，对于那些被催婚催育的女青年，只有当她们认为自己有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自由时，那才会是真正的自由。

但在中国，讲“不生孩子”还言之过早。在过去的数十年，我们才终于把“生男生女都一样”这个口号推进了一点点。

3月8日妇女节，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侯佳伟接受早报专访。他认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反映了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文化，而近年出生性别比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从120.6到115.9

2008年，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对应出生的男孩是120.6个。201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15.9个。

以每100个女性对应的男性人数得出的数字，统计学上叫出生性别比，数值越大表明男性越多，数值越小表明女性越多。按照自然规律，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值范围在103-107之间。也就是说，虽然这7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越来越向平衡状态发展，但即使是2014年，这个数字显然也是高过自然规律认定的正常水平的。

“出生性别比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侯佳伟说，“出生性别比偏高反映出中国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

侯佳伟告诉早报记者，1982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首次发现出生性别比高出正常值，达到108.5。此后，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升至111.3，2000年升到116.9，2008年达到峰值120.6。随后，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2009年降至119.5，2010年进一步降到117.9，2014年降到115.9，比峰值下降近5个百分点，但仍高于正常值上限107。

“出生性别比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在家里有话语权了，说不生男孩就不生男孩了，这些和妇女的地位有直接关系。”侯佳伟介绍，出生性别比更加关系到妇女的权益。世界经济论坛把出生性别比作为考量妇女地位的一项很重要的指标。侯佳伟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不是体现在生不生孩子，而是生不生男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中的“后”针对的都是男孩。

侯佳伟研究发现，联合国数据显示，世界上仅有中国、印度、韩国、巴基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7个国家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韩国是第一个出生性别比呈现下降的国家。中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下降趋势，但仍高于正常值。

出生性别比偏高缘于 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

侯佳伟告诉早报记者，中国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根本原因是儒家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导致家庭重男轻女，在现实中，农村因为生活、生产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也加剧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撰文表示，溺杀女婴、选择性人流、女婴出生漏报和女婴收养等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他指出，“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和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很有关系。当生育率下降时,夫妇生育的孩子少了,但他们还是想要儿子。”

据全国妇联1990年的“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妇女反映她们所感受到的种种歧视中，最严重的是由于没能生儿子而受到的歧视，而这一点在农村尤甚。

顾宝昌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由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人口工作的重点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结果会产生婚姻挤压的严重后果，出现光棍现象。顾宝昌认为，对于光棍现象的忧虑，仍然透露出一种以男子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倾向，其本质是以重男轻女的眼光来解决重男轻女的问题。侯佳伟介绍说，事实上，出生性别比问题核心是女性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

顾宝昌指出，在生与育问题上的子女偏好是整个社会重男轻女的一个反映,它渗透于社会机制的各个方面。面对社会和家庭对女婴和女孩的歧视,在寻求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对策时,不仅应关注将来的女性配偶可能出现短缺的问题,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今天的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权益问题,为此应着重于对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改造。

顾宝昌认为,对付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一个通常的对策就是,政府明令禁止非法产前胎儿性别鉴定。但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关键在于改变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和产生这种生育文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不应把产前性别选择的技术视为“祸根”。

（文章参考侯佳伟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顾宝昌等：《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比较分析》等文章，感谢王延涛博士对本文的帮助）

早报见习记者 赵振江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