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首都高校中，中央财经大学结合自身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这所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的高校在服务社会与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该校不久前出台《中央财经大学“2011协同创新计划”实施方案》，依托“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新入选的8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力促学校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协同要解决形式主义“拉帮派”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协同创新的浪潮中，中央财经大学如何根据自己的特色进行定位？
李俊生：中央财经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其中财经学科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国内外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我校早在教育部提出“2011计划”之前，就一直在为中央国家相关部委提供智力服务工作，较好地发挥着国家思想库的作用。由于历史渊源，我校长期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开展协同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参与研究了国家财政税务体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法修订等相关改革与立法的前期研究与讨论工作。
最近3—5年，我校的协同创新工作可以用“风生水起”来形容。比如，与北京市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合作，开展北京市人大预算监督能力的研究，与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合作，进行中期预算特别是政府中期的支出框架的研究与设计等。另外，在协调建立联动机制解决京津冀环境问题与区域合作问题方面，我们也承担了有关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协同创新，高校开展协同创新的关键是什么？
李俊生：高校特别是文科类高等院校开展协同创新，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制度创新，人事制度和科研考核指标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比如外校老师到我校做项目，其所在学校如何考核其教学科研工作量的问题。从体制上说，人事制度不是一所学校创新就能解决的，需要相关学校都要实施创新。二是协同创新不能靠行政命令，协同要以科研项目为纽带。三是必须解决形式主义“拉帮派”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协同”而协同的话，这种“协同”就只能是形式上的协同。协同创新必须注重实质性的合作，才能产生创新的成果。
基础研究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实施“2011计划”对于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李俊生：“2011计划”对打造高校智库建设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加速的前提是高校自身在相关科学领域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协同创新是外部条件，高校能否成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国家智库取决于其本身是否具有实力，特别是基础研究能力。我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经济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智库作用发挥不明显。以财政学术界为例，由于国内有关学界长期以来不太重视财政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导致国内的财政学界全盘照搬英美财政理论，而英美财政理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经出现了被“经济学化”了的问题，即把财政学简单地理解、等同于经济学，以经济学的范式与方法解释现实世界的财政问题，实践证明这种理论对现实财政问题缺乏有力的解释能力，对未来也缺乏科学的预测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学界很难针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需要提出必要的智力支持。财政学、金融学以及其他应用经济学科最重要的学术功能应是对各自领域的经济、社会实践做出解释，对未来做出科学准确的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将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与学校的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相结合？
李俊生：我校科研处前几年设立了科研实验区，将学校有限可利用的办公空间集中起来，统筹管理，吸收一些优秀的研究团队进入实验区，开展科学研究，有意识地在全校招聘科研能力较强的学生进入团队，促进了创新型人才培养。
近几年，我校科研工作得到了业界的较高评价。汤森路透SSCI检索系统每年对我校进行科研评价分析。分析称，从1988年至今，中央财经大学科技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达到2004次，篇均被引次数为3.78次，平均每年被引用次数达到87.13次，科研成果受到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人员关注，其中美国、韩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对我校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关注。我校科研工作之所以会取得这么好的成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充分调动和发挥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科学研究能量的基础上，同时兼顾人才培养，吸纳优秀的、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参加教师的研究团队。这样，既能够使研究团队保持旺盛的活力与创新力，也能够使科研工作与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实现对接，使学校的协同创新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
中国本土特色财政理论要解决“选择”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院校，贵校如何以实际研究成果推动中国本土特色的财政理论形成，并为我国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李俊生：我一直在思考，我国财政理论和政策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想，一是要研究发达国家成熟的财政模式与财政实践，立足我国本土财政实践，进而探索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性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借鉴意义；二是用全球化的学术语言与工具，描述和传播我国财政理论建设过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使我国财政科学研究成果为世界财政科学界所理解和接受。
如何把现代西方财政理论与中国的财政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财政理论，一直是我国财政科学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目标视野还不够宽阔，“中国本土特色的财政理论”尚未建成。从世界财政科学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来看，二战以来，全球财政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概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研究与分析方法。财政的“财”指的是资金、货币、物质等资源；“政”实际上是对财的管理和分配，其中有一个选择的过程。经济学是用利益与风险作比较，用成本与效益作比较，进而解决资源额配置问题；而财政学则是通过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实现资源的配置。因此，财政学解决的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各个不同社会与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共选择问题，是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核心目标的公共选择问题。因此，从逻辑上看，区分东西方财政理论不具有任何学术意义。有意义的是如何针对研究对象以及环境的特殊性选择合适的研究与分析方法；如何针对研究对象及其环境的变化构建适当的表述载体与基本概念；如何针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因素，探索其变化规律，进而构建新的财政运行框架。
我认为，我国未来财政学发展的方向是要致力于把基础理论研究好、研究透，这也是未来我校财政学科能够得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
建立一种中性的税收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并且对财政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此您怎么看？
李俊生：过去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现在换了一个词，用“决定性作用”取代“基础性作用”。这说明中央的决策有变化，意味着从基础来说，政府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服务于市场。政府财政是个大概念，过去我们讲财政从形式上来说是政府对所有经济活动的资金计划以及对计划的执行，如果把市场定位为决定性作用，政府财政在很多领域就要重新定位。比如，对税的问题就要重新定位，即建立一种什么类型的税收体系问题。现在欧美一些发达经济体中，直接税体系调整与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降低边际税率。由于直接税主要针对个人所得课税，对企业所得课税，降低直接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实际上意味着减轻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税收负担，使他们能够在市场上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增强市场的经济活力——这也应当是未来中国直接税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另外，还需要思考怎么解决间接税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问题。目前我国间接税的最主要税种就是增值税，我国已经从上海开始搞“营改增”试点，试点的产业包括现代服务业等。目前“营改增”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还存在着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的问题，如果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税基和税目设计过于繁杂，也会对市场经济行为产生扭曲性影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为此需要构建尽可能中性化的税收体系——这不仅是政府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也是财政科学领域的一个“梦想”，要使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就要求财政学界不仅要对现行的政策进行研究，更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科学地证明建立具有一种中性特征的税收体系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