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财经大学历任领导中，李保仁担任“一把手”职务长达14年，在此之前，他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7年。他拥有多重身份：教师、人大代表、校党委书记，无论哪一种身份，他都尽心尽力工作，正因如此，他荣获了许多荣誉，在群众中也有良好口碑。
在任高校领导期间，他曾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国家教委党组等五部委联合授予的“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思想工作者”称号，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等。
在3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他潜心从教，辛勤耕耘，曾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担任人大代表的20年中，他扬长补短，认真履职，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努力发挥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作用。
经与李教授多次联系，他终于答应了记者的采访。在谈及成长历程时，他非常感慨地说：“磨难、感恩、责任是我成长的基石。”
工人堆里长大的孩子
“吃的也是煤，穿的也是煤，睡觉睡的也是煤，大家努力来刨煤呀，煤是个好宝贝……”这首上世纪50年代初在煤矿工人中广为流传的《挖煤歌》，李保仁至今仍能顺溜地唱出来。他说：“我是在煤矿工人堆里长大的，一辈子不能忘了煤矿工人，不能忘本。”
他的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闯关东”的人流中几经周折，从山东辗转到辽宁抚顺露天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人称“煤黑子”。在日本鬼子铁蹄下，“煤黑子”身处最底层，家庭生活十分拮据。1942年李保仁的降生让全家欢乐之余更多了一份忧愁。父亲为养家糊口很少在家休息，本来身体不好的母亲此时也病魔缠身，只 有一个比他大十一岁的姐姐照应家事。不久母亲便过世，由姐姐接着照顾从小体弱多病的他。几年后姐姐出嫁，父亲带着年仅六岁的他住进了“大房子”。
“大房子”又称“大工房”，是单身矿工群居的集体宿舍。在李保仁的印象里，这里密集着一栋挨一栋的长条平房，每栋平房被分成三四节，每一节中间是过道，两边是火炕，一般要住三四十人。每个人仅占用一个放铺盖的地方，不多的衣物就放在脚下上方各自打造的木板阁内。
由于工人们昼夜倒班，因此“大房子”里24小时都有人在。在“大房子”里，与李保仁差不多大年龄的小孩有三四个，谁走远了，大人们都会招呼一下；大人做好饭，有时也会叫他们过来一起吃。直到上小学，李保仁逐渐学会自己热饭和做饭。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他17岁时父亲再婚。
老师特别关照的学生
抚顺解放后，学龄儿童最大的心愿是上学。由于父亲无暇顾及，没上过学的姐姐忙于照看年幼体弱的儿子，在小伙伴的帮助下，李保仁从管理“大房子”户籍的叔叔那里借来户口同他们一起到学校报了名。父亲回家看到他的入学通知书后满面笑容，请人帮忙买布特地为他做了一身新衣服。
李保仁的第一任班主任，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而且对学生很关心，尤其是了解到他的家境后，对他格外关照。他的布腰带系不好，玩的时间稍长，大裤裆裤子就会堆下来，老师重新帮他系好，还常常给他洗衣服，并嘱咐年龄大点儿的女同学多帮助他。班主任黄老师调走之后，继任的于老师同样照顾他。这令从小失去母爱的李保仁，心中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
不仅如此，老师还帮他改名。由于在他出生之前家里曾有孩子不幸夭折，父母亲希望能把他保住，遂取名为“保人”。上学后，班主任黄老师建议将“保人”改为“保仁”，不仅把人保住，还希望成为一个好人。父亲很高兴地替他办妥了更名手续。几年后又有老师提议改为“宝仁”，父亲也照办了。“文革”后期，为了缅怀启蒙老师的恩泽，他又将名字恢复为“保仁”。
回忆起学生时期的经历，李保仁满怀感激，称自己遇到了很多好老师。高小时班主任鹿老师是一位既和蔼可亲又要求严格的男老师。令李保仁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因贪玩，晚上作业做了一半就睡着了，第二天他将未做完的作业交上去，遭到了鹿老师的严厉批评，并叫他补齐作业。严厉之余，鹿老师鼓励他平时多参加有益的课外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尽量为“大房子”的叔叔大爷们多做点事，还经常参加晚上的走上街头宣传防火、爱矿等活动。高小毕业时，他被评为“品学兼优学生”。登台领奖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这也是他人生路上获得的第一张奖状。
步入高中时，正值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父亲再婚，他和父亲从“大房子”搬进工人家属区，一间住房，一间放煤和杂物的小棚子，如厕要去30米开外的公厕。为了维持生活，高考报名时家里不同意他考大学，而是希望他当煤矿工人（困难时期找工作很难，煤矿稍微好些）。他无奈地同意了。
校长得知此事后，与他的班主任商量，“一定要想办法让李保仁参加高考”。得益于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他不分昼夜地进行备考。在最后一次填报志愿时，班主任刘老师把报考志愿草稿写好交给他参考，他满怀激动地依样填报，并被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系录取。未曾想，老师当年的这一举动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与“财政”结下了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本科生成长导师拜师典礼上与学生合影
从牧马人到副局长
大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初期，两年后李保仁才被安排分配。当时的分配去向为“四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他和爱人一起被分配到新疆，从大连出发，经北京、兰州换车，十天后到达乌鲁木齐，经层层再分配后，他们又乘三天汽车到塔城，后坐马车到园艺场，再换马车到农田一队，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所住地属边境禁区，再向前就是兵团连队和边防哨所，离中苏边境线不足五公里。几经周转，他在这里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不小心，‘四个面向’我们竟落实了三个。”李保仁幽默地说。在一年半的农村生活中，他克服了衣食住行及劳动等方面诸多困难，也学会了在大城市中学不到的东西，在与贫下中农朝夕相处中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到生产队后，他开始干的第一件“大事”是积肥。冬天，在城里的旱厕所（非冲水厕所），先下到坑里将冻粪刨成块，再搬到地面装满爬犁，拉到地头经过验收后再卸到田里。两人一组，每天一爬犁。由于冬天穿着光板皮衣，戴着皮手套，整天与冻粪块打交道，身上常常会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令人作呕。
“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他横下心来坚持，很快就适应了。后来，他学着耙地、种地，用坎土曼挖土、除草，夏收时当过炊事员，还卖过西瓜、甜瓜，冬天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生产队组织学习班、文艺宣传队等，各种活他都干过。然而，对于这位东北来的年轻小伙，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是放马。
俗语说：“马无夜草不肥。”每当春天地面长出绿草时，也是苜蓿收割季节，夜里把役马和非役马都放出来吃青草无疑是绝好的“养马之道”。由于“文革”中的派性分歧及工分争议等原因，放马人缺位，李保仁承担了放马任务。但对于骑马技术不高又未放过马的人来说，放马绝非易事。第一天放马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由于没有经验，他先把马号的大门打开，然后逐个去开马厩的小门。当他把后面的马赶到马号的大门时，发现先前放出的马早已不见踪影。而到了放牧点，正当他琢磨先前那些马的去向时，离他较远的几匹马也准备离群出走，他赶紧去阻拦。但因对马性不熟，又转弯太急，正奔跑的座下老马突然转身急停，他从马背上甩了出去。好在这个“下马威”不重，他重新骑上马找马。
天黑地不熟，骑马技术差，怎样找马？既然老马会识途，那也可以让“老马找马”。想到这里，他放开缰绳让马自由前行。在老马的带领下，他隐约看见前面有晃动的黑影，催马过去一看，正是要找的马群，便立刻往回吆赶。突然，一束探照灯光从远处斜前方射来，原来他已越过中苏紧张对峙的边界线。好在不远，很快就返回。没多久，又有几束手电筒灯光照来，有人站在对面低声问道：“站住！干什么的？”正盘问着，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快乐队（即农田一队）新来的大学生吧？”“你怎么放起马来了？”平静的话语缓和了他紧张的心情。接着，那人开始教他如何看住领头马。
他按照所教的办法管住领头马后，再去找那些从另一个方向溜走的马群。这次很快就找到了。在兵团连队的帮助下，他赶回了这些“出国未遂”的马。到放牧点后，两群马合为一群。天亮时他将马赶回马号，经清点一匹未少。长住马号工作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连说：“好，好，真不易！”经过一夜折腾，李保仁又困又累又紧张，到家脱下衣服时才发现身上的棉衣都湿透了。
事后，他得知，那天拿手电筒照他问话，又教他看好领头马的人是团场的一位连长，当时他正带队夜守边界线。每当说起这件事，大家就笑声不止。时间久了，社员对他放马也逐渐放心了。接受再教育一年多，他被评为塔城地区园艺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是对他的最好奖赏。
没多久，他被分配到生产指挥组财贸组工作。从基础工作做起，他先后管理了地下财政库房和退赔库房。由于工作需要，又被调往从事农业财务、企业财务工作，经常与农业、工业、交通、物资、文教等企业打交道，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了锤炼。鉴于工作出色，领导安排他负责地区总预算工作，期间，他对如何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1974年，年仅32岁的李保仁已是地委和地区革委会机关的党总支副书记，1975年成立塔城地区财政局时他被任命为副局长。即使身居要职，他仍和以前一样，经常深入各县和基层单位，尽量多了解实际情况，并尽可能地解决实际问题。
“从零开始”当教师
李保仁在第20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人才强校战略”
1980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调回母校任教。校人事部门特别强调：你当教师将变成一无职务、二无职称的教员，原来在地方工作时评定的职称不算，需按学校规定参加统一考试和考核，重新评定职称。“一切从头做起，你可要想好了！”面对人事部门的提醒，他很平静地说：“我想好了，从零开始。”1981年1月起，李保仁正式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辽宁财经学院虽然是“文革”劫后唯一幸存的本科财经院校，但其被破坏的程度也很严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母校任教，抚今忆昔，他心潮起伏：忘不了没上过学的矿工叔叔大爷们对他的关爱、照顾；忘不了从小学到大学期间得到了那么多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帮助；更难忘在新疆工作时所得到的关心、支持和送别时同事们表达的期望。面对未来，他唯一想做的是把内心的感激化为今后工作的实际行动。
接到给七九级讲授《国家预算》课程的通知，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观摩其他老师的课堂教学；一边带学生实习，一边深入有关部门调研。在学习和总结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编写教案，认真讲好每一堂课。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把握国家预算的编制、执行及管理等要点，他根据当时的相关政策以及国民经济计划、财政体制等相关资料，通过分类筛选，模拟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情况编写了《国家预算习题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便于学生了解实际，较快上手操作。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有的毕业几年后仍对此有较深印象。
随着学识的积累和视野的开阔，李保仁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时对民族政策的了解，他又查阅了大量的民族地区资料，从民族地区财政问题入手研究，在《财经问题研究》上发表了他任教后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浅谈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问题》。随后，他根据利改税、分税制等财政政策、财政体制的变化以及对财政经济的影响，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不仅如此，他还与许多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一起磋商、共同研究。在世纪之交，他与时任甘肃省财政厅厅长赵春同志主编了《迈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第二辑）；与时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贾杰同志主编的《邓小平财经理论与中国财政改革》一书，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百种重点图书》目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就此书中的重点问题播发了对他的专访。
1993年起，他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八年后指导博士研究生。他常告诫自己：要精心培养超过老师的学生，不要苦心打造自己的翻版。他认为，导师的关键在于“导”，要积极引导学生善于学习，潜心研究，求真务实，努力创新。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培养学生，在学校和财政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他组建了自己的导师组，既有财政学科的教授，也有计算机、外语等方面的专家，对日常的教学与学术活动、开题报告、论文写作、预答辩等，从多角度审视、严格要求、具体指导。接受他指导的学生毕业后谈起此事，自感获益匪浅。
不仅在学业上指导学生，而且从各方面关心学生。他常常和学生聊天，谈论人生问题，当然也有学习和工作问题。有的学生到外单位挂职，有的外出调研，他都尽量给出参考性意见及该注意的问题。有的因工作过累，有的用电脑时间过长，他会提醒他们注意健康。在学生们眼里“老师是永远的老师”，而他则认为“老师是学生永远的朋友”。
“一把手”要发挥核心作用
在30多年的从教生涯中，李保仁担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长达14年。当记者问及当好“一把手”的关键是什么，他一句话简单概括：“作为党委书记，就是要在领导集体中发挥核心作用。”
他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这个集体的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因此，“一把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而不能由个人说了算。第二，日常性质的工作要分工负责，党委书记要做好协调，并负总责。他认为，党委书记经组织程序确定的只是其在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但能不能发挥核心作用则要看他的自身素质和工作情况，同时也要看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情况。对此，他曾撰写了《试论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收录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编辑的《学习与思考》一书中，并获二等奖。
党委书记如何发挥核心作用？这是他多年来思考的问题，他将之总结为十二个字：抓大事、带班子、善协调、做表率。“抓大事”，就是党委集体决定的大事，党委书记要积极组织、协调，集中精力抓落实。“带班子”，就是聚精会神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包括班子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班长”不抓班子建设就是失职。“善协调”，就是要特别关注党委决策的执行情况和日常工作的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同开汽车那样，目标路线确定后，在行驶中要根据车况、路况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变化情况，通过方向盘、油门、刹车等及时调控，否则，难达预期目的。“做表率”，就是起示范作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榜样就是引领的旗帜。他常讲，要振奋“士气”，首先要振奋“帅气”，这样才能以领导干部的精气神鼓舞士气。而这十二个字感悟中他将“抓大事”摆在第一位，只有抓好大事才能驾驭全局；其他是抓好大事必不可少的保证。
谈到这里，李保仁讲了自己的切身感受。1992年在学习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热潮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发展思路，同时也看到了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党委统一思想，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各方面努力下，学校制定了《综合改革方案》。众所周知，人事制度改革最艰难，而中层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更是难中之难，也是改革的关键。在李保仁的带领下，校党政领导齐心协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之路：一是要有说服力地宣传“大改大进步，小改小进步，不改没出路”的道理，强调改革势在必行；二是要讲清为什么要从公开选聘选任中层干部入手，又如何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要树立“上不为荣，下不为耻”、“上要讲责任，下要顾大局，上下都是工作需要”的观念；三是人事制度改革辅以校内分配制度改革，有奖有罚；四是对改革方案广泛、多次征求意见，旨在寻求共识；五是在总体设计上要体现“先入轨，后加速”的思想，逐步深化；六是在实际操作上要用平稳的办法解决棘手的问题，像拧螺丝那样丝丝入扣，稳中求进，遇到张力不易弹出。
经过充分准备，校党委于1993年春正式公布了《公开选聘选任中层干部的办法》，建立了公开选拔、强化责任、能上能下、有奖有罚的机制。这不仅是干部任免制度的改革，也拉开了学校推行综合改革的大幕。为众人瞩目的首届聘任大会开得隆重热烈，群众反响普遍看好。在此基础上，学校又成功地召开了党代会，各项工作有了新起色。干部制度改革也因此成为学校健康发展的新起点。
党委书记的工作中不仅有列入计划的大事，还要灵活应对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并根据实际情况快速应变。最让他揪心的是2003年全校共同抗击“非典”，事隔十年，每一个日子仍然历历在目。
2003年4月初，中央财经大学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因手颤去医院治疗，几天后发烧且治疗无效，8日换院就诊，被留下住院，次日凌晨不幸去世。起初，防疫部门临场检验认为“不是非典”，这也符合舆论宣传的“北京没有非典”之说。10日上午，李保仁与其他校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登门看望老教授的家属并商量善后事宜。许多老教授生前的好友、亲属、学生等也到家中安慰。12日情况突发变化，老教授的夫人及儿子先后发烧住院，在学校的要求下医院出具诊断书：“印象：非典”。
随后，李保仁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决定即日起动员全校师生抗击“非典”。紧接着，两小时后他紧急召开了中层干部会，动员大家齐心协力打好这场“没硝烟的战争”，并宣布了“十条措施”。会后，学校立即将情况如实上报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教育部将此报告即呈国务院，时任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陈至立国务委员都作出批示，认为学校采取的措施得力，并要求北京市政府进一步给予支持。
然而，“非典”是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侵入，又是在防不胜防的状态下快速蔓延。几天时间先后有十几人因患“非典”入院。而学生宿舍是人员高度密集区，一旦“非典”传播，后果不堪设想。基于全面考虑，在4月16日的校党委常委会上学校做出了调课处理，决定从17日起紧急调课两周，疏散学生，将两周课程调到暑期；并规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组织在校师生进一步采取防范措施。此举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支持和拥护，也正因如此，中财的“非典”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4月20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北京进入“非典”主动防控阶段，而此时，“非典”在中财的蔓延之势已渐进尾声。从老教授去世到最后一位“非典”患者住院，前后不过20天时间。然而，短短的二十天，中财共有30位教工、家属因“非典”住院，其中5人先后去世，还有许多人被隔离进行医学观察。回想起来，最让李保仁欣慰的是，在北京地区最早、最突出的“非典”重灾区，没有一位学生染上“非典”。也正是因为抗击“非典”事件，使全校师生的凝聚力空前增强，在李保仁看来，这也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
在2010-2011学年华夏聚龙奖学金颁奖仪式上讲话
短短的二十天，让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书记又经历了一次难忘的人生考验。他不仅身体疲惫、内心焦虑，还放不下对多病老伴的牵挂，更要振作精神直面来自各方的压力。抗击“非典”工作结束后，国务院召开了电话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召见了李保仁，让他转达对全校师生的问候。北京也召开了抗击“非典”总结表彰大会，当他接到“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时百感交集，当晚填词《点绛唇·抗非典》：“非典突袭，师生奋起防瘟疫。疠情难抑，谁有回天力？一令如雷，果断除时弊。征无迹。表彰方毕，似有人哭泣。”既描述了全校师生齐心抗“非典”的事实，也表达了他当时的复杂心情。
不仅对工作尽心尽力，李保仁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1991年7月1日，他到中央财大上任时，由于学校无相应房子，他暂住东塔楼14层，没想到这一“暂住”竟长达八年之久。电梯晚上12点停运，他常常要走上楼。由于住在顶层，夏天晒顶时室内格外热，下雨时室内常漏雨。有一次，北京大雨滂沱，李保仁家中被淹，雨水漫延下13层。当楼下老师登门准备责问时，见他正赤膊在家中排水，便没再多说回自家处理雨患。屋顶虽修理过几次，但因问题较大，难以彻底处理。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李保仁和家人居住了八年时间。
回忆起这段日子，李保仁感叹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而最让他不安的是老伴患病。1994年6月底，老伴因乳腺癌做了根除手术，未等拆线就被接回家。由于学校放假前事情繁多，女儿又在外地读书，他对老伴照顾不周。在一次次地接受放疗、化疗，一次次地恶心呕吐之后，老伴人瘦了，脸白了，头发也掉了，他看了很是心疼。但是除了在老伴手术时多陪了半天外，他却很少有时间陪老伴去医院。说到这里，他满怀感激地说：“多亏了学校师生的大力帮助，也多亏了老伴的坚强，后来常常是她自己忍痛到医院就医。”在对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的师生表示由衷感谢的同时，他也为自己没有照顾好老伴深感歉疚。
不遗余力当好代表
在李保仁的生活中，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人大代表。1993年末，他被选为海淀区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从1998年起被选为北京市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并担任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顾问，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责近20年时间里，他最关注政府预算、民生和监督三大问题。
“政府预算集中在两点上，即管好人民的钱，办好人民的事。”他认为，要当好人大代表，首先应利用专长发挥作用。作为一位学财政、搞财政、教财政、研究财政、对政府预算情有独钟的学者，他在审议政府预算时特别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预算收支安排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问题；二是预算资金的使用效果问题。在他看来，虽然不同历史阶段对预算资金安排有不同的要求，但政府要管好花好纳税人的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从2005年起，他在人代会上多次阐述一个观点：“政府要学会过富日子”。“过去由于国家穷、百姓穷，我们积累了许多过‘穷日子’的经验。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够富，但政府预算资金愈来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浪费现象严重，奢靡之风盛行，百姓对此深恶痛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接着向记者阐述，“今后我们会富起来，而且会愈来愈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如何过好‘富日子’就是一项重大课题和长期任务。”
说到这里，他郑重地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由过‘穷日子’逐步转向过‘富日子’。”他有一个观点：过好“富日子”不是简单地过“紧日子”，适当的“紧”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把钱花出最大效益来，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政府要树立绩效理念，从花钱讲实效做起，绩效就在身边，绩效就在工作中。要不断总结，逐步完善，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绩效管理办法。
李保仁教授70岁生日作为寿星代表献出墨宝七绝《归原》
民生是李保仁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作为人大代表，他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的问题不仅包括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百姓住房、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还有公交站设置、修桥补路、行人如厕难等为市民关心的具体问题。为准确反映市民的诉求，他常常深入群众生活中，以弥补自己实践的不足。
大到政府预算，小到市民生活问题，他都积极建言。有一年，交大东路全线修好，但因路经铁道口两旁堆积了大量的土石杂物，人车需绕行。接到群众反映，他经调研撰写了一份《交大东路应尽快清障通车》的建议，得到时任北京市长刘淇同志亲自批示，责成市政府秘书长与铁道部门协调。问题得到解决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简要报道，使市民看到了政府办实事的行动。事后，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和电话更多了，对待每一封来电信件，他都尽量妥善处理。
“没有监督的权力会走向腐败，公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李保仁关心的第三大问题是监督问题。他认为，没有财政监督，财政职能是不完整，财政职能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而当前我国财政监督作用发挥得还不够理想：一方面，财政监督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另一方面，国家监督体系也需要进一步理顺并强化。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强化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关键。基于此，他进一步提出人大要加强对政府绩效管理监督、预算监督等建议。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除依法参加市、区人大组织的履职活动外，他还根据相关规定，认真参加海淀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本选区市人大代表届中述职以及年终、届终的工作总结，接受选区和选民的评议、监督，努力当好人民代表。
年逾古稀，李保仁除继续担任财政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外，还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顾问。闲暇之余，他喜欢欣赏诗词书画，偶尔习作诗词，目的是“为了减少忘却的记忆，使美好常驻心间”。当要结束这次采访时，记者问及今后的计划，他简单地回答到，“两句话：一是继续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二是享受生活，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记者手记：
采访李老师实属不易，几次委婉推辞之后最终拗不过我的“盛情邀请”，而后我们进行了长达近四个小时的促膝长谈。采访结束后，电话中他简明地提了两点要求“客观报道讲事实，语言简练不累赘”。在我看来，李老师丰富的人生经历足以写一本书，而他谦逊认真的态度令记者仰慕，百忙之中亲自动手修改稿件，甚至部分内容自己撰文。简练、准确、突出重点，这似乎是他一贯的处事方式。此后，他拒绝了其他媒体的采访邀请，称以后报道皆以此次为准，这篇文章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独家专访”。交谈中的偶尔停顿让我看到了这位“老书记”真实而艰苦的人生，我所听到的每一段故事于他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磨难、责任、感恩”短短六个字，凝练了这位“老书记”几十年的人生感悟，于我更胜一堂生动励志的人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