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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李景端:建国初我上了四所大学
发布时间:2013-10-21 来源:《世纪》2013年5期

编者按:近期,《世纪》杂志2013年第5期刊发李景端老先生一篇回忆文章《建国初我上过四所大学》,对他50年代上过的四所大学(上海交大、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人民大学)经历做了描绘,记载了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现转载如下,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个时代的校园。

求学年代的校园生活,无疑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大学四年的我却上了四所大学,这种经历恐怕十分少见。

我高中没毕业,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大运输管理系,因数学课吃力,对工科也没兴趣,1951年我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才念一年就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的经济系,与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学生,加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冬我转到这个学院才个把月,由于我们的校舍(北河沿原北大三院,现在民政部的旧址),要腾出来作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办公楼之用,于是安排学生外出生产实习。实习归来住进尚未完全竣工的中央财院新校舍,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就宣布全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秋我又成了人民大学的学生,直到1954年夏从人大外贸系毕业。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我的大学校园生活,平添了多样的色彩。

在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有话语权

先说上海交大。我入学时上海刚解放一年,校园里还延续着不少交大传统的习俗。印象深的是,学生有很大的话语权。那时不叫学生会,叫学生自治会,加“自治”这两个字,实际上承担了不少本该校系两级总务部门做的事。在校内,学生自治会的威信也很高。有个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学生宿舍,老房子大房间,条件较差;而礼堂后面的红砖新院,楼新房小条件好。以往都是按年级分住,有人觉得解放了,老规矩要改,为实现公平,主张各人抽签,抽到哪里住哪里。但也有人说,如果四年中你连续抽到了好的或差的,这种悬殊更不公平。校方就交给学生自治会去讨论,最后认为还是低年级先住差的,高年级再住好些的,人人差的与好的都住过,大家没话说。一桩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那时交大校园内的气氛非常活跃。由于学习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课余时间较多,所以可供学生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一是讲座多。讲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分析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主讲人既有校外专家名人,也有本校教师,有时还有学生。有个讲座很有趣:那时交大学生的穿着,各式各样都有,有穿长袍的,也有穿西装的。有个专讲服装文化的讲座,后来竟演变成“长袍派”与“西装派”的辩论会。二是社团多。影响大的诸如合唱、话剧、京剧、舞蹈、乐器等。有的社团水平还挺高,如话剧团,请了电影明星高博当指导,排的戏不但在校内演,还常被人请去到校外演。此外,还有一群相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准社团”,例如无线电、书法等。当时还有个“普通话沙龙”,相当于今日的“英语角”。因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很差,于是就联合起来请北方同学当小先生,互学互练。三是竞赛多。交大很重视体育,常搞各类体育项目的比赛,尤其交大篮球队,当时可算是上海滩篮球劲旅之一,好几名队员都是上海篮球界的明星。也许是名声大,所以常有其他篮球队来校比赛。记得当时上海最著名的篮球队,是以回力品牌冠名的“回力队”,就常来交大比赛,这一下可大饱了我们的眼福。

在清华园:经历了“灭蚊”、“洗澡”、 “看老虎”

再说清华。清华园向来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解放后校园里这种氛围仍然很浓厚。一是形势报告多,常有高教部、外交部、团中央等部门首长来校做报告。那时正逢抗美援朝时期,所以话题多与反帝有关。有一次在报告中批判“亲美思想”时,举出协和医院为例,说别人在你身上插了一把刀,你还在那里称赞刀好,这是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漠然。那个年代这样说,认同的人很多,以至有的同学激动地表示不再去协和看病了。报纸上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投掷细菌弹以后,校内多次发动大搞卫生,消灭寄生细菌的蚊蝇,还要上报除蝇灭蚊的成效。我没有什么灭蚊好办法,就想出在洗脸盆中洒上一层肥皂沫,傍晚时到草地里来回摇动。起初还能逮到四五只,后来一只也没逮着。不过团支部还是表扬了我这种认真灭蚊的精神。

在清华值得怀念的事很多,譬如参加教师思想改造,也就是杨绛所说的“洗澡”。教师们人人都要在会上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重点人物还要在大会上作检讨。这种会学生可以自由参加。因为许多名教授的检讨,内容丰富,见解新颖,一场检讨就是一篇好文章,所以只要开会的海报一出来,我总是必定去听。还记得费孝通检讨时,流着泪把自己痛骂一通,一次就通过了。而潘光旦和雷海宗,只承认教育思想有错而未检讨政治立场,以至检讨了两三次还没过关。随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我还被派去“看老虎”(看管隔离审查的对象)和帮助查账,临暑假还要去石景山发电厂体验工人生活。1952年春在北京召开的亚非和平会议,是解放后我国首次举办国际性的会议。清华有一批同学被选去参加会议服务工作。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去当翻译,我和法学院几名同学,则参与会务服务。那时没有“志愿者”这个称呼,可是六十年前,我就当过一回志愿者了。上述这许多社会活动,增强了我们投身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无疑是我们这些初进校园学生接触社会的很好锻炼。

在中央财院:胡耀邦说你们这批大学生都是“十一干部”

接着说中央财院。那时新校舍未完工,学生在临时棚屋上课,从走廊上打饭回到宿舍吃,校园条件差极了。作为名校清华的学生,骤然落到这样的环境,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好在那个年代,大学生都很追求进步,对环境艰苦并无多大怨言。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在实习中发现外贸公司,除对苏贸易外,包括对东欧在内的各国来往,都使用英文,而大家上课学的又全是俄文,于是有些同学就私下暗学英文。那年代学英文,常被看成落后的一种表现,所以避到树林里背英文单词的同学,就成了校园一景。二是有次时任团中央笫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做报告,他说你们这批大学生都是“十一干部”,意思是国家需要十个人,只能满足一个人。还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四年制的学生要提前一年毕业。听了这些话,眼看即将走向建设岗位,同学们都极为兴奋,并有了一项直接的成果,就是男女同学恋爱成功的几率明显提高了。

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做了两件“出格”的事

最后说中国大民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的人大,课程和教学方法全部照搬苏联。考核成绩分“测验”与“口试”两种。非重点课采用“测验”,即根据平时作业,期末由教师分出及格或不及格。对于几门重点课,除通过平时“习明纳尔”(课堂讨论)考核外,期末还要进行“口试”。其方法是:考生依序进考场后,先去抽选一张试题,自行在旁准备20分钟,然后走向老师口述对试题的答案及理解。老师听后当场打分,分级为5、4、3、不及格四等。这种考试方法有利有弊,好处是更能全面观察学生的理解能力,缺憾是,不善口才的人难免会吃亏。

在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一点留有较深印象。当时人大学生中,调干生多,党员多,政治原则性强。他们有些人,对来自中央财院同学身上那种小知识分子习气看不惯,而后者也觉得前者过于严肃古板而疏于交往。后来这种心理隔阂逐渐消除了,但校园里政治氛围之浓,还是令人颇有压力的。我就亲历过两件事。

毕业前夕,有位调干生同学的妻子从农村来校探夫,同学们起哄要组织一次晚会闹一闹。我因为听说夫妻俩昨晚睡觉中被风刮醒,就借此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会场中。上联是:“昨夜春风吹醒惊坏红床好梦”,下联是:“今晨朝阳照枕甜忆良宵佳情”。原本是一次取乐玩笑,竟被班干部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而只好从会场撤掉。还有一次,我有件旧大衣嫌小了,毕业前夕就学在上海交大时常见的办法,写了张出让大衣的纸条贴在食堂布告板上。谁知竟招到团支书的批评:“你经济若有困难可以向组织上讲,现在你公开贴纸条,让人看到中国大学生竟要出售自己的衣服,这种影响多不好!”我虽觉委屈,还是连忙把纸条撕掉了。上述种种,今天看来也许难理解,甚至有点可笑,但是这就是历史,是逝去的生活中确实发生过的故事。追昔是为了振今,更是为了抚平过去,放眼未来。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李景端简介:资深翻译家。1979年创办《译林》翻译杂志,1988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组织出版了《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等巨著,被萧乾誉为“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因主动充当代理人,替冰心、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打赢了一场维权官司,被季羡林赞为“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及“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职业精神的出版人”。他先后在报刊发表有关翻译出版的文章二百多篇,出版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翻译编辑谈翻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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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