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会议召开前夕，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接受了网易财经的专访。
张礼卿指出，过去几次G20峰会，都是在应对短期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主要成果应该还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经济复苏。他说，应该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说G20仅仅是为了应付一些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应该把它的议题再扩大一下，特别是要扩大到更多的，能够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些议题上去。
张礼卿也分析了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可能影响。他说，由于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这样的货币政策，资本会大量的向发展中国家流出，流向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流出，会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很大的隐患。如果发展中国家应对不力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面，不排除会面临新的货币危机的问题。
他指出，我将汇率问题这样一些问题，提到峰会这个层次进行讨论，将对会议产生预期成果是不利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这样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着手解决一些新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而不应该在比较表面的或者政策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政策，或者具有短期影响的政策上头去过于纠缠。
对于中国的汇率改革，张认为要坚持三个方面的原则。一是，坚持汇率改革的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意思是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别的国家不应该说三道四。第二点，在对外谈判中间也应该讲究策略，比如说美国方面不是希望我们尽快的升值为了作为一种策略，中国也可以对美国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要尽量甚至完全的取消对华的出口限制。第三个，汇率改革总体来讲对我们是有利的，包括扩大汇率的弹性，以及逐渐的实现名义汇率的升值，所以在汇率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不要盲目的反对，或者逆反。
以下是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您如何看待此次首尔峰会？
张礼卿：是当前在国际经济政治协调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首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G20会议的机制，G20峰会的机制实际是在1999年建立的。当时是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结束，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当时有一个对话机制，叫“八国集团”，他们觉得为了更好的跟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经济政策方面的对话，他们建议建立一个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对话机制，当时就囊括了，除了八国集团以外，又再加上十二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当时是在华盛顿成立的。
这个G20会议的机制，应该说在当时，应该说，这二十个国家包括了，应该说他们的GDP占了整个，全球GDP的85%，人口占了，应该说70%左右吧。所以它的目标是避免金融不稳定，通过政策对话，避免金融不稳定，避免类似1997年的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这个对话应该说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从国际政治协调的框架来看，现在有正式的，比如说布雷登森林体系下的IMF，他是一个正式的对话机制，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当时主要是在财长的层次。
应该说在成立之后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它的作用并不大。世界经济重大的协调问题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为主的所谓G8峰会上决定。两年前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G20这个机制又被重新提起来，可能是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更好的去应对金融危机。我的感觉是美国可能觉得在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间，他们必须依靠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所以他们就把G20，其实已经被相对冷落了多年的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又重新提起来。并且把这个对话的层次从原来的财长这个层次，上升到领导人，就是首脑，国家首脑的层次。当然财长的层次仍然保留着，作为一个预备。
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每一次会议基本上都是主题都在金融，所以叫金融峰会。已经先后开了这样几次，华盛顿一次、伦敦一次、匹斯堡一次，还有多伦多一次，差不多每隔半年开一次。
这些会议应该说通过刺激性安排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家货币金融体系，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取得了一些进展，达成了一些一致性的意见。应该说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不过总体上看，过去几次会议的重点，都是在应对短期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主要成果应该还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经济复苏，这是我的感觉。
这次峰会跟前几次可能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议题除了包括经济复苏，金融体系的按照，还有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之外，增加了一个发展主题。这是前几次，应该说前三个主题在以前都曾经出现过，在前几次峰会上，实际上都是讨论的，讨论过。这次第一次把发展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出来，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会议在韩国举行，韩国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据我所了解，这个议题也是韩国强烈要求加进去的，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说G20仅仅是为了应付一些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应该把它的议题再扩大一下，特别是要扩大到更多的，能够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些议题上去。实际上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间，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受了很大的波及，虽然危机的中心在美国，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危机，金融部门出现了去杠杆化的趋势，很多资本外流，从发展中国家外流。另外发达国家还进行贸易保护，这些其实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
另外一个最近有迹象表明，由于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这样的货币政策，所以资本又在大量的向发展中国家流出，流向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流出，我觉得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很大的隐患。如果发展中国家应对不力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面，不排除会面临新的货币危机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次会议有两个特点，或者说值得，值得我们，就是关注或者我们觉得，这次会议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他们把发展问题放了进来。第二个的话它本身是在韩国进行的，这也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它是第一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开的G20峰会。我想本身它也具有一定的含义。
这次会议能不能取得成功，我觉得关键取决于各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避免短视，要避免偏见，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与有关国家进行充分的政策协调。
网易财经：你如何看待如何实现“跨越危机、携手成长”这个主题，你认为实现这个主题最关键的点在哪儿？
张礼卿：关键我刚才已经说了，要避免短视实际上，因为其实我刚才说了，G20峰会，最近几次的峰会来看，他们都在讨论一些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去协商，也非常紧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所有的国家都本着自己好，去进行政策协调，那么我觉得会议很难取得成功。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些长远的眼光，要避免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样一种做法，特别是要避免。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将汇率问题这样一些问题，提到峰会这个层次进行讨论，我觉得可能是会对会议产生预期成果是不利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这样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着手解决一些新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而不应该在比较表面的或者政策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政策，或者具有短期影响的政策上头去过于纠缠。所以要避免短视，避免偏见。
另外一个，我刚才说了，把经济发展问题放进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峰会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经济发展的这些问题。据我知道有不少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向峰会提交了一些建议、报告。所以我相信，应该是，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个会议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的，会比以前更，有更广泛的成果。
网易财经：你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汇率的问题，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包括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的汇率之争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你如何评价当前各国关于汇率之争的形势？
张礼卿：实际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存在了一些年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指责也至少已经存在了七、八年时间了，我认为可以追溯到2002年，应该说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比如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所谓的对货币操控国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样一个议案，当然这个议案还有待与美国总统去进行最后的批准。
另外一个最近关于汇率方面的一个所谓你谈到的争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人民币汇率问题，所谓货币战，汇率战，主要是指，我感觉主要是指一方面美国在大概两、三个月之前，美元开始加速的贬值，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像日本、韩国、巴西、印尼、新加坡等等，他们的货币出现了明显的升值压力。实际上最近一个时期除了美元以外，其他的货币都在升值。当然这种升值压力给有关国家带来了很大的不利，他们也感觉到有一些压力，所以开始出来干预。像日本我印象是在9月15号，也就是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的两周年，决定大规模的进行市场干预。
这样的一种干预在美国方面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这种相互指责，大概是在两、三个月前开始的。有媒体把它解释程“汇率战”，或者“货币战”，我觉得稍微重了一点，但是确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迹象。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有这么几个观点，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汇率改革的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这个是我们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我们进行新一轮汇率机制改革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基本方针。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要利用各种对话场合来说明上述原则。
所谓主动性就是说这个事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别的国家不应该说三道四，这个是政府独立的需要，主权独立方面的需要。可控性和渐进性都是出于经济稳定的考虑，经济稳定的需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在对外谈判中间也应该讲究策略，比如说美国方面不是希望我们尽快的升值嘛，大幅度升值，为了作为一种策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对美国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要尽量甚至完全的取消对华的出口限制。因为人民币为什么需要升值，有升值压力，主要是因为贸易不平衡嘛，贸易不平衡其实原因很多，人民币汇率低估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应该是，可能主要责任还在美方。比如说美国不卖给我们一些东西，一些高技术的产品他不卖，而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比较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谈判，你让我升值，我就希望，我就要你开放对华的这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换吧。可以作为一个交换。另外也可以把美国的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战略作为一个筹码。我觉得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汇率改革总体来讲对我们是有利的，包括扩大汇率的弹性，以及逐渐的实现名义汇率的升值，所以我觉得在汇率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不要盲目的反对，或者逆反。美国让我们升值，我们偏不升，为了保护我们的尊严我的独立。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汇率改革总体来讲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另外我们也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怎么改，完全是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为什么说是对我们有利的呢？我觉得汇率弹性的扩大，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特别是当大量的外国资本，我们现在有很多媒体都在议论热钱，当大量的资本，包括热钱流入我们国家的时候，如果我们适当的升值，对我们有效的阻止这些资本的流入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如果我们不升的话，意味着外国资本的流入风险就更小，它的成本更低，所以它就更愿意选择流入，所以升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御外国资本，同时我们不必需要为了防止热钱流入而该提高利率（的时候）也不提高利率。汇率波动本身可以成为一个防火墙，成为阻隔外国一些经，一些外部冲击对咱们货币政策的一些影响。
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名义升值的问题，名义升值问题，我觉得升值，渐进的升值对调整咱们的产业结构是有利的，我们现在产业结构中间制造业比例过高，服务业比例过低，这种升值应该是对产业结构调整有利。另外对于减少我们的外部失衡也有利。所谓外部失衡就是我们有太多经常项目的顺差，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外汇储备多了，其实对咱们来说不是好事。一方面意味着资金的大量闲置，另一方面也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所以通过汇率调整，包括适当的升值，渐进的升值减少这部分顺差，经常项目的顺差，对咱们还是有利的。
同时如果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或者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升值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升值可以缓解通胀压力。当然了，升值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最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失衡，失衡的调整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要可控，不能因为升值导致过于，过多的企业的破产倒闭，过多的工人下岗失业，这个也是要避免的。实际上汇率的调整，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它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就是说你即使升值，即使升值了较大的幅度，实际上也不是说企业马上就会，很多企业就会倒闭，这也取决于很多因素。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一年升值个3%，甚至5%，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讲，都应该还是能够承受的。（00：22：51）
另外为了纠正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经常项目的顺差，除了调整名义汇率以外，还应该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以便实现实际汇率的升值。因为实际汇率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名义汇率，还有一个是物价的变动。物价的变动在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跟要素市场的改革由于。我们很多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力，包括有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还有甚至在土地等等，有些土地当然这个价格也比较复杂，但是在有些工业用地上，我们的价格还是偏低。所以如果说这些要素价格理顺了，物价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这个实际上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
实际汇率升值以后，名义汇率升值的需要可能会相应的降低，所以最终我们需要把实际汇率理顺，使它接近甚至达到一个均衡的汇率的目标。
刚才我们在谈的是关于汇率的问题，在谈汇率问题的时候，张教授也谈到关于贸易保护的问题，美国财长在G20财长会议上也提出了经常项目顺差量化调控目标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贸易保护的问题？
张礼卿：贸易保护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协调。贸易保护就是阻止别的国家产品的进口，从别的国家进口产品。这个往往会引起一种报复性的行为，国家之间的报复行为，就说你限制我产品的出口，我也限制你来自你这个国家的产品出口，这个是不好的。当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贸易保护主义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一些。其实美国方面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也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所以我想总体来讲，应该避免，各国都应该避免贸易保护主义。
你刚才提到美国财长前一段时间提出的，在未来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间，有关的国家比如顺差国，逆差国，应该努力将经常项目的实质，或者是顺差控制在占GDP的4%，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我们应该欢迎这样一个建议，实际上据我所知，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也做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所以怎么去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努力推进的一个进程，推进的一个事情。当然再平衡需要有关国家做出国内的经济调整，包括对国内的消费、投资、储蓄等等这样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有的时候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所以需要加强协调。协调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目标，我觉得4%的目标，从实际情况来看，还是有，我觉得是值得追求的吧。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从美国方面来讲，美国在2007年的时候，他的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7%，2007年，就是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达到过11%，这个都是应该说过高了，所以就形成了所谓比较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失衡我刚才说了，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是很不利的。美元，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容易导致美元的加速贬值，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实际上对中国也不利，过多的储备，既是一种资金的闲置，又是一个，又面临着汇率风险。
当然，要达到这样一种目标，中美双方还有有关的国家都需要进行努力。从美国方面来讲，由于这次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储蓄，个人储蓄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消费也在危机过程中间有所下降，所以他的经常项目赤字实际已经降到4%以下了。当然，会不会出现反弹这个现在还不好讲，如果随着经济的复苏，他也不排除会反弹。
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也有所回落，因为出口面临更严峻的出口环境，我们的出口在危机中下降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的经常项目在顺差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降到了大概5%以下了，最近可能据听说是4.9。当然，这个我们离4的目标还有一点距离，应该说，这样一个政策目标的提出，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压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说了，美国已经实现了，而我们还没有实现，而且我们还存在一定反弹的压力，一旦发达国家经济走出，完全走出这种衰退，经济完全复苏，他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可能还会增加，今后有可能使得我们出口再次回升，有较大幅度回升。结果我们经常项顺差占GDP的比例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反弹。所以有人说，量化目标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又一个打压工具。我个人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对。
因为简单的说，美国已经达到目标，我们还没有达到，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说的）也对，但是另一方面我更觉得对这个事儿应该这样理解，这样看待，就是其实顺差太多对咱们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目标出发，从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要建立这样一个调控目标，所以我更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主动的去协调，积极的回应美国的这样一种建议。
网易财经：张院长，如果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随着危机爆发的，还有国际货币的泛滥，美国这两年被形容为是“开着直升机撒钱”，你如何看待最近美国也提出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宽松货币政策？
张礼卿：美国两年前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反应就是他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我印象应该是2008年12月到2010年的3月之间，进行了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行动，实际上通过购买国债，他把这个钱就注入了金融市场。这个行动应该说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挽救他的一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都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对于美国经济避免过多，过深的衰退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的。
今年年初以来，有关美国的经济又出现了一些放慢的迹象，甚至有人担心要出现二次探底。确实从GDP增长的数据来看，二季度增长有回落，所以美国决定采取新一轮的国债购买行动，也就是说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这新一轮的货币扩张政策被称为叫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目标。具体来讲就是要在未来八个月以内买进价值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个建议还是上周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从目前开始，往未来推八个月，要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是又一次非常大规模的货币投放计划。
对这次所谓的，我们简称叫QE2（音）吧，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目标怎么看，我个人觉得，实际上美国实施这个货币政策目标，他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有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的需要，解决国内就业这样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可能是为美元的贬值创造条件。
美国的汇率制度是完全市场自由的汇率，所以他对它进行干预是比较难的，但是他要想使美元贬值的话，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利率定的很低，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利率定低，定低了以后资本就外流，所以美国美元就会自然而然的贬值。为什么美国希望美元贬值呢？这个跟美国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要在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有关，因为美国始终觉得美国的出口在最近几年里边增长太慢，这也是导致了他们经常项目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他提出来出口要在五年以内翻番这样的目标。最近美国总统还亲自到亚洲几个国家、韩国、日本、印尼进行访问，要呼吁这些国家支持他们的出口振兴计划。
我想他施行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个人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使得美元贬值，当然其他的意图我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多元的，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至少可以这样说，是要为美元贬值创造条件，以便更好的促进出口。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到，这样一个政策的出台，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甚至会重蹈过去的一些覆辙。过去一些失败的经验，甚至金融危机又会重现，这些挑战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个是我觉得如果他，应该说现在已经没有如果了，他已经决定了，我觉得这样一个政策出现、实施，有可能使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回升，尽管最近一个时期通胀不太明显，通胀压力不大，但是不排除在这个6000亿美元投放出去以后，会对美国未来的通胀产生一定的助推作用，最差的结果可能是回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滞胀局面，这是第一个美国国内的挑战。
第二是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会上涨，并且推动全球通货膨胀，这个情况很多人已经在谈了。
第三个，美国继续保持低利率，将会促使资本大量的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加大这些地区的货币升值压力，包括中国实际上。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一部分应该说来自于咱们的出口，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同时也有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资本流入的增加。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些国家处理不当，这些国家的通胀，资产泡沫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其实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出现了，估计未来还会发展，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样一种资金的流动，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在发达国家国内经济面临衰退的压力，利率很低的时候，资本就流向发展中国家，而流向发展中国家之后，这些国家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应对，这些国家先后出现了通胀，实际汇率升值，货币高估，货币汇率高估，最后在汇率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出现了资本外逃，然后酿成货币危机。这个情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而且应该说有一些国家最终是发生了金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的演绎。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种情况会不会重现，新兴市场国家必须要提高警惕，要努力的防止资本的过度流入，努力的应对，采取正确的措施应对。
第四个方面，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给美元未来也带来了不确定性。美国我认为他是在冒险，因为如果这种货币政策用得过度，那么就会使得美元出现加速贬值，这个对于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的地位，国际储备体系中间的地位也会造成很，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具体讲，有可能，如果美元持续贬值，有可能使美元在储备体系中间比重进一步下降。美国在滥用他的货币政策，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几个应对：
第一个，应该利用G20峰会这样一些国际经济政策对话机制，传递以下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要坚决反对简单的采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必须高度关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严重后果。主要经济体之间应该加强政治协调，任何单边的行动，像美国这样也不跟谁商量，他就这样增发货币，有可能会引起混乱。
当然，美国人说这个货币政策是我自己国家的事儿，别的人管不着。但问题是你的，你是一个主要储备货币发行，你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现在的经济，各国之间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尤其是主要储备货币国的货币政策，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政策协调。
如果说这种政策外溢的效应不明显，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进行政策协调，所以我想在G20峰会上我们一定要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上美国人总在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批评他，而且我想我们的这个批评是非常有依据的，我们要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依赖的环境中间，各国经济高度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当中，一定要避免单边行动。大家很多关键性的政策应该商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强调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由于国家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要对其存在的长期性有一个足够的认识。相应的再平衡也需要各国进行结构性调整，而不能简单的依靠汇率政策，无论是顺差国逆差国都是这样。因为刚才说了，美国的量化宽松，实际上我觉得它也是，或者至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意图就是要纠正他的贸易不平衡。我们也要说这个道理，你不能简单的依靠汇率去促进你的出口，你要更多的调整你的国内的经济结构，使得你的储蓄水平的回升更加持久，更加可持续等等这样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可能对于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简单的通过美元贬值是不见得能够实现再平衡的目标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应该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美国滥用货币政策再一次说明了，以美元为主的这样一种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可能正在重复过去的一些不幸的故事。包括历史上因为特例分难题（音）而导致的美元危机，这些我觉得都是产生的教训，是需要我们汲取的。现在如果美国继续这样滥用他的货币政策，最终我想很难避免新一场，另一场美元危机。这是我觉得我们在G20峰会上需要再针对美国的量化宽松，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的三个观点，或者说传达的三个信息，是代表我们立场的三个信息。
再一个，从我们国内的相关经济政策来讲，我觉得有几条也是值得我们去做，也是作为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美国货币进一步扩张的一个反应。一个是我们应该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过去两年的货币投放增长已经非常快了，现在已经有通胀压力，资产泡沫也不可忽视，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因为美国维持利率不变，以及美国继续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我们也拒绝提高利率，拒绝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调整。
总体讲，我觉得根据我们当前的情况，我们是应该适当的收紧我们的货币政策了，不要担心利率的提升引起更多的资本流入。对资本流入我们应该采取其他方式去应对，当然在货币政策趋紧的情况下，我们的财政政策还可以继续宽松，以便更好的解决各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们内部的政策的第一条。
第二条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扩大弹性，必要性我刚才已经说了，不再重复，另外还应该继续渐进推进人民币升值，升值不是迫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个我觉得要加强资本管制，加强资本流入的管制，虽然目前大量流入中国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但是过度的资本流入，即使他们是中长期的，仍然会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除了加强经常项目，对经常项目下交易的真实性的审验之外，还应该考虑对短期资本流入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管理措施。可以尝试，必要的话可以尝试实行无偿准备金制，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比较成功的实施过这样一种政策，也就是说对外国流入的短期资本，要求他们拿出一定的比例，存在中央银行，不付利息，在他们撤出的时候，再把这块钱还给他们，这个比例可以从5%到30%、50%都可以，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调节这个比例，如果你想加大限制力度的时候，就提高这个比例，要是不想加大的时候就降低一点。甚至如果完全不想限制，你可以把这个调节比例降到零，存款准备金比率降到0。
最近周小川行长提出了一个“池子论”，对于热钱我们要用一个池子把它圈起来，这样很多媒体有很多解读，我觉得一种可能就是也可以解读成这种，一种解读可以就是无偿准备金制度。就是热钱来了以后，先拿一部分出来放在我中央银行，我不给你利息。但是这个如果我，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比例调下来，当然在操作上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研究。
再一个我觉得要加速要素市场的改革，这样使得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可以逐渐的提升，从根本上对我们的外部失衡进行调整。我觉得这几条既是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提出的一个应对，同时也是，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形势的一个应对。其中有些措施是具有短期的影响，有一些措施实际上具有中长期的影响。
网易财经：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观点，今天我们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
张礼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