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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社会各个领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一家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家素质的提高，更需要民营企业家克服其自身弱点。

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经营压力，随之而来的中小企业间的债务纷争也开始上演。3月23日，一年前轰动一时的发生在浙江省嵊州市人代会期间的“人大常委打人大代表”事件有了处理结果——普田电器董事长杜仁尧挥拳击打上海菱朝置业董事长黄林朝被处以500元罚款的处罚。

中国商报记者致电浙江省嵊州公安局，局长宋国新再次向中国商报记者证实，“经司法鉴定，黄林朝的伤势不构成轻伤，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杜仁尧因殴打他人受到500元罚款的治安处罚。”

去年3月19日，嵊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杜仁尧突然起身，拔拳打了人大代表黄林朝。这位人大常委的“一个拳头”，将浙江普田公司杜仁尧与上海菱朝置业董事长黄林朝放到了舆论的审判台上。

相比较而言，在打人的人大常委杜仁尧被千夫所指的同时，黄林朝则是收获了史无前例的同情。就在舆论纷纷指责杜仁尧的不理智行为、并将其“妖魔化”的同时，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又了解到很多潜藏在“两会拳击”事件背后的问题。原来，围绕着“拳击”之前还发生了一连串打砸工厂、威胁等事件，一场浙商之间因为互相担保所引发的纠纷在一年间不断升级，一时间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

850万担保款产生恐吓事件

“由于担保造成经济纠纷是杜仁尧在会场‘突然袭击’的主要原因。”嵊州市常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原来，两人的矛盾始于一桩近千万元的经济纠纷。按照黄林朝的说法，去年嵊州“两会”前，他指责杜仁尧控制亲戚的双发公司，将优质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导致双发公司破产；而作为双发公司贷款担保人之一的黄林朝，因此要承担双发公司近1000万元贷款的还款责任。

中国商报记者致电杜仁尧，这位沉默许久的浙江嵊州普田电器公司董事长终于开始解释了自2006年至2009年3月与上海菱朝置业产生的愈演愈烈纠纷。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普田电器遭受的完全是无妄之灾，上海菱朝置业一直纠缠普田电器，在2008年2月打砸了普田上海分公司，而事实上，对于事件发生的根源——担保款问题，上海菱朝置业的表述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杜仁尧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这近千万债务是杜仁尧的侄女婿所代表的双发电器欠下的，与杜仁尧的普田电器没有任何关联，黄林朝却要求杜仁尧代替侄女婿予以偿还，并由此制造了一连串的打砸工厂、威胁恐吓等事件。

在2005年，担任双发电器法人代表的是杜仁尧的侄女婿杜小平，他为同一村走出来的黄林朝先后在嵊州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贷款2000万元的担保，后来黄又为杜小平提供1000万元担保；2006年，黄林朝提供担保的双发电器公司最终由于经营不善，进入破产程序，遗留了950万元债务，双发电器资产盘掉清偿100万元，最终余下850万元，对这一债务，承受担保责任的黄林朝难免有些不平衡。

“中国人有一个传承下来的习惯，即俗话说的父债子还，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子债父还，杜仁尧作为杜小平的叔叔，黄林朝希望把这个习惯转嫁，虽情有可原，但于法不通。如果说黄林朝认为杜仁尧有控制双发公司账务的行为，应出具相应的证据，并且依据法律程序鉴定，而不应该实施打砸等暴力事件。”中央财经大学一位姓朱的法学博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杜仁尧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因为担保而背负850万元债务，黄林朝产生不平衡心态是正常，但他带人打砸工厂和发恐吓短信的行为给我的员工造成了不良影响。”

普田电器上海分公司袁同斌总经理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表示：“我们作为一个合法经营的公司，早在一年前的2月27日就遭受黄林朝打砸，损失数十万元。并在随后的一年里，一直遭受其恐吓与威胁。”

据他介绍，菱朝置业董事长黄林朝带领5人打砸工厂的照片至今还在。

袁同斌对中国商报记者说，“当时，黄林朝对我说，‘你让我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理，这样讲对你是很不利的，你要当心点。’”

中国商报记者致电采访嵊州市公安局局长宋国新、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魏一龙的时候证实，“杜仁尧的工厂被砸造成很大损失、连续的恐吓短信造成工厂人心浮动”。此外，对于发生在上海的“打砸事件”，双方当事人和上海当地警方都给予了肯定的回应。

乡土商业文明遭遇尴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杜仁尧和黄林朝两个人都是三界镇人，没发生冲突前关系不错，而且都是搞企业的，一个在上海发展，但对家乡慈善事业贡献很大；一个是本地纳税大户，贡献也很大。因为一场经济纠纷就使得原本要好的企业家陷入僵局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其中又折射出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哪些尴尬呢？

从杜仁尧和黄林朝事件可以看到，这一债务纠纷未尝不是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家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事件所引起的一连串事件表明，在新时期，民营企业家急需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稳定的商业环境。

“没有法治的商业，不可能有规则，在这样的环境下的成功者，必然不会有规则意识，他们的成功就是靠无规则和突破规则取得的。必然会养成无法无天的个性倾向。”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黄震教授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无论是黄林朝的打砸事件，还是杜仁尧的打人事件，无论是经济纠纷，还是其他纠纷，说明他们均不相信法律，也不愿遵守法律，而是想按照‘潜规则’来处理。”黄震表示，黄林朝的打砸事件与杜仁尧拳打黄林朝事件，反映的心态是一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行为，一个似乎是经济纠纷，另一个似乎是政治闹剧，其实质是一回事。”依靠突破法律底线取得成功的人，一定不会遵守法律。据我个人的观察，一部分所谓的成功企业家是极其妄自尊大的‘土皇帝’。”

“过去的‘土皇帝’集中于政治领域，现在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了。”黄震对中国商报记者分析指出，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集权专制传统的毒瘤没有清除，甚至已经发生了“癌变和转移”，扩散到经济领域，甚至扩散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把过去将公司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修正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对象，现在中国社会的大小公司，很多没有独立法人观念，没有健全的治理机构，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国靠它们发展经济还勉强，靠它们改造社会，是没有太大可能或者也是希望不大。”黄震一针见血地指出。

黄震认为，“中国的公司需要启蒙，这恐怕比中国公民需要启蒙的任务更为紧迫和繁重。”他指出，在中国，靠民营企业家自身改变是没有希望的。

黄震表示，“总体说来，我们还是要以宽容的心态看待杜仁尧和黄林朝事件：第一，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没有完成思想启蒙，所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存在很多野蛮和蒙昧行为。第二，他们的境况并不怎么好受，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实际也正处水深火热之中。第三，一部分成功企业家的内心世界极为空虚和困惑，他们的真情已经被商战荡涤殆尽，‘穷得只剩下钱了’。”

黄震惋惜地表示，本来这些成功的企业家都应该是所谓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人生楷模。但是，他们种种出格的行为，多少让人深感悲哀。中国社会当前最可怕的是没有常识、常理和常规，看来中小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文化改造问题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