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履历
张焕彩(1915-1985),原名张文烏,男,汉族,河南省南阳县(现南阳市)人。我国著名金融学家、会计学家、教育家。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会计系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被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列为三星人物。
1935年,年仅24岁的张焕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展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西北联合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和陕南学委书记。1941年肄业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之后曾在民主建国大学学习。1942-1944年在国民党59军、98军做地下工作。1945-1946年,在中原解放区新四军搞民运后勤工作,后在民主建国大学学习。1946-1948年,任冀南银行审计科长,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银行建业会计学校教务主任。1948-1957年,任天津市军管会审计科长,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科长、专员。1958年起任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张焕彩教授是银行会计核算制度的制定者及新中国财政金融教育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二、事迹和主要贡献
1.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张焕彩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后即担任区队长的职务。“一二•九”运动期间,在一次游行示威的活动中,为了掩护大家撤退,他的额头上曾经留下了宪兵的刀痕。当时在北平学生组织的地下党准备发展他为中共党员,但是由于假期和形势紧张他便回到了家乡。回到家乡以后他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乡做了大量的救亡宣传工作,为南阳县的地下党组织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经在南阳县委任过委员,主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焕彩离开家乡来到西北联大继续学习。在西北联大学习期间,由于局势紧张,张焕彩设法加快向延安输送应届毕业生,不让毕业生中被敌人点名的地下党员填表登记,也不让要文凭。为了预防敌人在去延安的路上堵截,又重新修订了路线,釆用化装的方法,躲过敌人路口、车站的视线,照顾有恋爱关系的同志一同走。对在应届毕业生中未暴露的地下党员,劝其留在白区工作,并安排好他们每个人离校的联系人。有的人去外地没有路费,张焕彩还帮助解决了路费,胜利地完成1941年暑假向延安输送15名毕业生的任务,躲过了敌人的盘査堵截。
2.培育早期会计人才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张焕彩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银行建业会计学校。这是一所由晋冀豫边区银行总行——冀南银行领导的、在河北邯郸创办的培养会计人才的专门学校,校长由冀南银行副行长胡景沃兼任。张焕彩除担任审计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兼任学校的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由于他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起课来生动活泼、深入浅出, 因此,深受大家欢迎。
张焕彩在会计学校尽职尽责,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很出色。据当时会计学校的学生李雨田、张成荣、马旭光等回忆,“张教员学识渊博,深入浅出,讲授开始就能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课堂上来,讲课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同学们都非常愿意听他的课。同学们有不懂的疑难问题,都很愿意找他求教。张焕彩主任是学校里最忙的人,除上课安排教务之外,还负责从太原、石家庄招收新生的工作,亲自出考试题,亲自组织考试,审批考卷,批准入学。他日夜操劳,十分繁忙。新招来的青年学生在思想上既有上进心、热情高的一面,同时又有由于国民党长期歪曲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即学生对我党还持有疑惑的思想。当张教员发现这种情况后,就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上大课,进行政治教育,然后开展讨论, 明辨是非”。
张焕彩对党忠诚,对工作高度负责。他好学,进取心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又善于谆谆教导,以理服人。
3.制定银行会计核算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48年底成立,因为缺乏干部,又把张焕彩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担任会计科长。接管天津时他又担任军管会审计科长。后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担任会计司专员。
张焕彩党性强,觉悟高,对党忠心耿耿,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在白区工作时期失掉了党的关系,组织上对其当时情况一时搞不清楚,也因此,影响了组织对他的安排与提拔重用。他经得起考验,总是抱着早晩一定会搞清楚, 干什么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态度,所以上级不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都从来没有影响他的个人情绪。
在会计司建立核算工作之前,曾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会计核算业务制度,他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应该说,他去是比较合适的,学过多种外语,有一定基础,当时测验合格,他又请秦炎(国务院业务局局长)帮他辅导。他对接受这项任务十分高兴,但是由于情况有变化最后突然把他的名字取消了,对此他也没有任何怨言。调他去干校工作,根据当时会计司工作情况是不能走的,因为要从专员中安排司长,如果按工作需要和能力当然首先应提拔他,但又因为“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不能提拔,只好将他调开。
张焕彩在建立新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核算制度中倾尽了他所有的心血,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经他制定,再经过行长审阅后上报国务院批准实行的,他是新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的主要制定者。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任中国人民银行曹菊如老行长的女儿回忆:“我父亲生前说过,焕彩同志在制定银行会计制度上借助苏联的经验打造出了我国的第一部会计核算制度。在这方面他是主要起草制定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红色会计专家。”
3.创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1958年,张焕彩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任金融教研室主任。1958年12月,由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1960年,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是在财政、银行两个干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底子薄,师资队伍不整齐,没有成套教材,等于白手起家,学校如何办?主办人姜明远和张焕彩两人商量办校的方针和教材问题。办校的方针是“做啥教啥”,另外,加理论教学。在政治、哲学方 面,可以按照党校的办;在业务方面,张焕彩的老伙伴姜明远副院长说:“我懂财政,焕彩同志懂银行和会计,还能带头干,他负责领导金融和会计两个系。”
张焕彩教授是一位进取心强、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他不怕困难,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勇于改革创新,自创教材。建校时他任金融系主任,开创了金融系的教学工作。金融系老主任张玉文教授说:“金融系是一门新课题,因为全国各大学中当时还没有一所大学有金融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设立金融系,是首创金融系,没有经验可取,一切靠自力更生。在开课方面,张院长很有战略眼光,极力主张开办农村金融业务课和国际金融专业,还大力强化两个金融教研室的力量,在张院长的主持下,从各处调来年富力强的教师,充实到农村金融教研室。 他对教师们说,我们是农业大国,一定要开好农村金融课,要培养好农村金融工作人才。同时也要放眼国外的金融业务,现在看来,他在那时就能提出这些观点 实在是很有远见的。”
张焕彩很注意培养青年教师,从具体事情入手,要求做到“六个第一”,即在一定时间内通读一本书,一定时间内学会一门外语,一定时间内要写一篇东西。他具体帮助提高青年教师授课水平。王自端教授说,“我当年给越南学生讲课,开始有点害怕,认为是给外国学生讲,怕讲不好。张院长鼓励要大胆地讲, 外国学生也是学生,就是要像给中国学生讲课一样,不要怕。他还帮助我备课, 具体指出某些方面怎样修改讲稿。在讲课时,他还亲自到教室门口外边坐着听 课,怕讲课人怯场,不到课堂里边听。听完课,再给讲课人提出不足之处。他就是这样耐心细致地实实在在地培养青年教师,我至今不能忘怀。”
4.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1977年下旬,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于是张焕彩和他的老搭档姜明远副院长又凑到一起商量复校的工作。因为复校要比建校难度大得多,自从“文革”时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被解散,仅仅留下了几位所谓善后的留守人员,所有的房屋都被北京卷烟厂占据。教室变成了厂房,宿舍也被占据了大部分,尤其是原来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教师队伍都被发配到了祖国各地,还要准备当年招生,复校困难重重。
为此,当时的财政部长张劲夫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多次专门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并大力支持学院的复校工作,特别表示,如果复校困难可以缓几年再招生。但是他们表示一定要在1979年开始招生。
张焕彩和姜明远商量复校方案:复校后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复校时期。这个阶段又分为两段:一是主要恢复招生、调回师资和要回校园;二是改造校园、适当增加专业、争取学术更上一层楼。第二阶段为学校向多学科大学转变时期。通过扩展学科,为学校向高水平大学发展奠定基础。第三阶段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时期。经过努力,让学校成为国家重点高校。
1978年5月中央调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书记兼院长, 戎老给张焕彩的工作安排是:全院的教学总管,主管金融系和会计系以及其他学 科的恢复和新开,兼管马列主义教研室和全院的后勤。尽管那时他已经百病缠身,但是还在努力的工作,当时学校恢复的信息,促使许多在外地的干部都产生 想调回北京的想法,张焕彩的家里几乎天天有人来,有说情的,也有毛遂自荐的,还有送礼的等,张焕彩都一一接待,但是从不收礼。选人是择优录取,还通过自己的老战友把一些急需的干部和教师“走后门”调了回来。使学校的早期开学有了师资的保障。并且为了金融系和会计系主任的人选也费尽了心血。因为 当时教育战线都在恢复期间,人才奇缺,许多适合作为金融系主任人选的同志一时都不能到位,张焕彩主动提出自己兼任金融系主任(“文革”前他已经辞去了这个职位)。1978年中财第一届招生工作正式开始了。
5.管理会计学科建设
1980年初,作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管教学的院长,张焕彩力推国外会计教研室的创建,这在全国尚属首倡。在张焕彩指导下,学院组织了四位老同志在半年期间内翻译了1万余字的国外会计参考资料。一方面,向社会介绍西方会计动态;另一方面,为会计教学的改革积累一些素材。经过半年多的消化吸收,终于弄清了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把现代企业会计正式划分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两大系统的前因后果及其主要内容。前者主要是通过定期编制基本财务报表为企业外界有经济利害关系的团体或个人服务,重点放在反映过去。而后者则主要是通过规划与控制经济活动的各种专门方法,为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有效经营和管理决策的有用信息,以便为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管理会计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会计科学进入了充满活力的新阶段,其影响之深远堪与1494年世界上第一本由意大利人卢卡•帕乔利编著的《簿记论》相媲美,从而成为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1980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张焕彩呼吁中国会计界要重视管理会计,并借鉴其中有用的经验。在此之后,他更坚定了开设这门课程的决心,并以此作为对会计教学进行改革的契机。他决定根据“洋为中用”的原则来编一本教材。按照改革开放的需要,对西方管理会计的全部内容有选择地加 以消化吸收。凡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一概予以鄙弃。至于教材内容的结构安排,则进行重新组合。
1981年8月,张焕彩的《管理会计基础》一书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被列为新编立信会计丛书。这是我国第一本自编的管理会计教材,在全国会计界引起了很大震动。1984年春,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全面加以修改补充,写成《管理会计学》。1985年正式出版,并于同年9月在中央电视一台播出,影响面更广。截至1989年,上述两书已先后发行95余万册。目前全国财经类的大专院校与中等专业学校都普遍开设了管理会计课程,并以此作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张焕彩在会计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