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事迹

王佩真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可谓巾帼翘楚。她的丈夫王克华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知名教授，伉俪两人在事业上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为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名家荟萃的金融教育领域被赞誉为“金融二王”。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教60余载一直站在金融教育第一线，在三尺讲台辛勤耕耘，将毕生精力和才智完全奉献给中国的金融教育事业。王佩真教授作为一名教育者，是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是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者和践行者，中国金融教育师资团队建设的倡导 者和引领者，是为人师表之楷模和高尚师德之典范；作为一名研究者，她在金融学科的基础理论、货币信用理论及金融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中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大胆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观点和建议。她始终坚持将金融教学与科研工作融为一体，在互动中汲取灵感与精华，在融合中推动双向发展，为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从教60余年间，王佩真教授全面参与了新中国金融教育体系各个重要构成部分的创建和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学科建设上不遗余力，深入研究金融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结合国情探讨金融学科的定位和发展路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付诸实践，为中国金融学科的建设贡献出毕生之力。

王佩真教授力主金融学科建设应立足国情，兼容并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中国金融学科总是面临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和外国经验的取舍问题。王佩真教授认为，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必须立足国情，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要。早在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模式下，她在主讲金融课程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60年代，王佩真教授给中财金融62班主讲货币银行学时，不仅讲解马克思主义和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金融理论，而且冒着政治风险大胆结合中国实际探讨金融理论的真谛和实务发展的路径。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新形势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她提出金融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既要注重基本理论和原理的阐述，又要注重中国改革发展的特点；对待国外的东西既不能盲目，也不能全盘接收；开设双语课程和引进国外教材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发展中国金融事业的优秀人才等观点。

在金融学科的研究视角方面，她较早提出金融教学应正确处理微观金融与宏观金融的关系，既要重视微观金融运作，又不能忽视宏观金融研究。认为金融是特殊产业，有鲜明的宏观特征，金融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银行体系与货币供给及其均衡的关系、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金融业的系统风险与监管、金融全球化及其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等问题，都难以用微观金融理论解决问题，如果金融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只重视微观层面将会出现偏差。在金融学科的研究方法上，她一直倡导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认为过去的金融专业教育注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够，但也不能矫枉过正，以定量分析取代定性分析。这些理念和观点充分体现在她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之中，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同行的尊重。

2.中国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者和践行者

自1963年起王佩真教授长期担任教学主管工作，为培养金融人才弾精竭虑。她极为注重金融人才的素质培养，认为“素质教育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倡导“要把爱国、敬业精神作为金融人才培养之魂”的金融教育理念。在金融人才培养过程中她极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早在20世纪60年代，她主持中财金融系教学工作时，倡导“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的规律，先给学生开设业务课，然后再上理论课，使学生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在业务课教学中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取现场教学的形式，要求教师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做调査、到基层银行做实习。学生毕业后很快就能在业务中独当一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成长为国家部委领导和各大金融机构的领军人物，“文革”前的中财金融系亦被赞誉为“中国金融黄埔系”。复校后王佩真教授仍然担任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在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管理上继续秉持素质教育优先、理论联系实际的金融人才培养理念，在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成为中国金融学界的著名学者、改革开放的实干家和金融机构的中坚力量。在中财金融专业教育教学 的显著成就中王佩真教授功不可没。

在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上，王佩真教授提出应针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时期金融人才的需求特点采取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金融业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多种类的，既需要博识多闻、运筹帷幄、勇于创新的精英型金融人才，也需要脚踏实地甘当一线员工的大众型金融人才；既需要擅长金融业务操作的实务型金融人才，也需要对金融发展规律进行探究的理论型金融人才，因此，中国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多样化。为解决改革开放进程中金融人才短缺的瓶颈，扩大以传统大学为标志的经院式教育培养模式非常重要，同时发展其他各种借助于现代传媒的社会化培养模式也不可或缺。王佩真教授亲力亲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她在学校承担了本科、硕士和博士多层次的教学工作，主编过20余本教材，探索不同学历层次的教育教学内容、重点及其衔接性；在超额优异完成校内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她以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心态积极参与包括电视大学、函授教育、自学考试等各种新兴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开创活动。1981年王佩真教授以其在金融教育领域的崇高声望成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第一批特聘教授，与王克华教授共同主编了《货币银行学》教材并担任主讲教师；1984年参与金融函授教育工作，主编函授教材《金融概论》；1989年参加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为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主编教材《金融学》；1992年以专家身份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编写配套读物《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自学考试指导》；2000年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编教材《金融概论》。王佩真教授的教学活动使不计其数的学者从中受益，为及时满足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社会上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力。

3.中国金融教育师资团队建设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王佩真教授在长期的教学管理工作中对师资队伍建设颇有研究。她认为教师队伍建设状况直接决定金融人才培养质量，要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应该抓住以下几点：一是要热爱金融教育事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上，要站好讲台讲好课；二是要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三是老中青教师要优势互补，精诚合作，凝聚团队力量，共同提高教学水平。在这三点上王佩真教授自身率先垂范。她一生笃爱金融教育事业，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耄耋之年仍然保持勤奋的工作状态，指导硕士研究生，期间从未辍笔懈怠，85岁高龄还在讲台上为博士生上课，她教学艺术高超，讲课逻辑清晰，内容丰富，表达流畅, 深受学生喜爱。王佩真教授在思想上、学业上和生活上对学生关怀备至，1997年起她每月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资助十余名贫困生完成学业。王佩真教授非常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对他们在事业上指导，生活上关心，为提高教学水平提供条件，引导青年教师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她任金融系副主任时，就根据教师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传帮带方案：对从业务部门调来的教师，着力引导他们提高理论素养；对应届毕业进来的教师着重增强实践能力，安排到金融业务部门挂职工作1年。改革开放后，王佩真教授继续以身作则，作为课题组牵头人组织老中青教师共同完成“《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荣获2001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她平易近人，对同事真诚相待，从不争名争利，无论哪位同事生病，她都会亲自看望。晚年功成名就的王佩真教授依然甘当人梯，乐于奉献，积极参加和支持教学团队建设的各项活动。在她的引领和示范下，中财金融教学团队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团结进取的精神，团队成员精诚合作，获评首批国家精品课程、首批资源共享课程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7年荣获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称号。

4.我国金融学科基础理论的大胆创新者

王佩真教授长期从事金融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科研特色：一是注重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教研相长，良性互促。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学术成果对推动我国金融学科基础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66年，她与王克华教授在《经济研究》上联合撰文“人民币究竟代表什么”,论述并提出计划经济下货 币本质的科学观点，讨论人民币与黄金之间的关系，澄清了对信用货币的认识问题，为计划经济下的货币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王佩真教授对转轨时期的货币流通、货币需求和供给、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社会主义资金运行、银行信贷、储蓄和经济发展关系等宏观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立足于金融基本原理提出的不少真知灼见对厘清当时 货币信用领域各种问题的模糊认识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她是改革开放初期最 早提出社会主义资金管理体制改革的学者之一。早在1980年，她就提出国企资金应从计划体制下的“财政资金供给制”向市场化的信贷方式转变的改革思路 （《关于社会主义资金分配方式的改革问题》，《金融研究论文选集》，1980年）。她认为，“财政资金供给制的实质在于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和分配的调节作用”，主张通过信贷方式运用资金，强调利用利息杠杆搞活国有企 业、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佩真教授就开始深入研究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观点。1981年，她提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驳斥主张搞通货膨胀的政策；同时澄清了计划经济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流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关于通货政策的几个问题》，《全国货币理论论文集》，1981年）。1983年，她又深入分析了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二元目标的合理性，提出“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和保持货币流通的基本稳定，是货币流通战略目标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关于货币流通战略目标等问题》，《金融研究》，1983年）。1989年，在讨论“金融宏观调控模式及方法的选择” 时，她强调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需要采取既控制货币总量又控制信贷总量的双轨制 （《金融宏观调控模式及方法的选择》，《农村金融研究》，1989年）。这一观点时隔20多年仍然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依据。

王佩真教授是对我国货币需求进行数量研究的最早学者之一。1985年，《关于货币需求和供给总量计算模式的探讨》一文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最早用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计划经济下的货币需求函数，成为测算我国货币需求量“系数法”的代表人物，她提出的“货币容纳量弹性机制”成为实现物价稳定的操作 原理。

1989年，王佩真教授出版专著《货币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她在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与货币信用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该书中，她系统地论证了经济与货币的关系，从货币运行的角度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机制和调控。该书涉及的内容囊括了货币经济的性质、内容、规律，货币供给与需求、控制及均衡，还深入探讨了货币与资金、货币与财政、货币与信用、货币与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1997-2001年，王佩真教授集中对中国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下的货币 金融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主题涉及中国香港银行业监管，两地经济金融合作和发展，两种货币制度的共存和发展，两地的利率、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 等。其研究专著《一国两制下的货币金融比较研究》荣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7年，80岁高龄的王佩真教授出版了专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问题研究》。该书总结了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思考，从资本运行角度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规律。通过对资本流动规律、经济金融体制改革、货币积累和劳动价值创造、企业资本积累、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开放经济下的资本流动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探寻金融运作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下经济与金融运行新的理论见解，为金融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

5.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积极推动者

作为中国货币经济学的著名学者,王佩真教授积极参与转轨时期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她对我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问题，她设计了一揽子的综合治理通胀的措施，提出“紧缩需求、增加供给、加强管理、深化改革”的治理方针，强调结构调整、深化经济改革、整顿流通秩序的重要 性（《抑制通货膨胀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89年）。对90年代上半期出现的高通胀现象，她深入分析了当时存在的资金紧缺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深层次原因，强调以通胀治理为基点，深化企业改革，综合治理，加强宏观控制的治理思路，提出包括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深化企业改革等一揽子治理措施（《论资金紧缺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缘由与对策》，《天津金融月刊》，1995年）。

1993年王佩真教授主编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体现了她对改革开放条件下货币稳定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该书针对当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研究改革开放能否在稳定的货币条件下进行；体制转轨是否必然伴随通货膨胀；如何建立配套改革的体制和措施来弱化改革开放带来的副作用；如何建立金融微观基础对宏观决策调整的灵敏反应机制。她以大胆创新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各个领域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对货币稳定的影响进行探讨。书中提出的不少建议措施对于加强宏观控制、抑制通货膨胀、深化经济改革发挥了积极的现实意义。该书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设计之外, 王佩真教授还在货币流通体制改革、信用体制建设、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农村金 融体制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大胆并富有远见的设想。 在货币流通体制改革上，她强调合理的发行制度对保持货币平稳流通的重要性 （《关于货币流通战略目标等问题》，《金融研究》，1983年）。在信用体制建设上，她强调银行和信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国内最早提出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发展非银行信用机构设想的学者之一（《信用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式——论信用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国金融》，1985年；《宏观调控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科学》，1989年）。在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上，她较早提出以信用合作社为基础成立地方银行的设想（《宏观调控与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科学》，1989年）。在农村金融体制建设上，她强调多层次多种类金融机构并存的重要性，提出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组建农业合作银行的设想（《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体系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4年）。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上，她强调不同金融行业监管协作的必要性，提出应注重协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浅析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历程证实了她提出的诸多金融改革设想，且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

她的科研成果对完善金融学科的理论体系、推动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