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履历

姚遂，男，1945年出生，贵州省贵阳市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1968-1978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宁市支行工作，1978-1979年在青海财贸学校任教。1979年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任教。1996-2003年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二、主要贡献

姚遂教授40余年专注于中国金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国金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等著作。这两本著作旁征博引、贯通古今，系统梳理了自先秦以来中国金融和金融思想的发展历史，是姚老师呕心沥血、厚积薄发之作，这两本著作已成为两个领域最受欢迎、最受认可的本科生教材，是学术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年逾古稀，他仍然担负着博士生的教学工作，培育出了大量金融史学人才。

三、事迹

主编《货币银行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著有《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和《中国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

1.中国金融史学的探索者

在中国金融史和金融思想史研究领域，姚遂教授是当代为数不多的集大成者。然而在网上搜索姚教授的相关信息时，你却很少能看到关于他的各种报道, 不管是参加学术会议、讲座，还是接受采访，仅有的信息是他的两本著作：《中国金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的相关链接与介绍。然而，这两本耗费了姚教授大半生心血的书，却成为这两个领域承前启后的血脉之作。在姚教授家里书房占据了近一半的空间，各种书籍满满地从墙角堆到屋顶。几十年如一日，姚老师就是埋头在这样的书房里，一点点考据，一字字推敲，把头绪一点点理出来, 与古人对话，为后人开路，完成一份属于自己学术生命的完整答卷。

什么是姚教授一生学术探索的起点呢？这样漫长的道路是缘起于怎样的问题意识呢？以姚教授所研究的中国金融思想史为例，在近代初期，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尽管在我国出现了一大批介绍西方金融思想的著述，但介绍中国金融思想的却很少，关于中西古代金融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很缺乏。而比姚教授更早一代的金融学者，例如，叶世昌先生、洪葭管先生等，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金融思想史和金融史领域研究的先河，是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但由于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专业，几十年来把这门学问传承下来的学者少之又少。姚教授说，他之所以选择“史”的研究，是因为历史最能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他进行中国古代金融思想史研究的初心之一，就是想要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确立中国金融思想在世界金融思想史中的一席之地。

首先，从共性出发，姚教授认为，中西古代对于货币、资本的认识是大致相同的，因为他们所研究的客体及其内外环境是大致相同的。而即便对于利息、高利贷的认识中西方大相径庭，中外理论家们对此类理论问题的问津和关注，表现出的热情和倾注的心血，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但是，姚教授说，令人惋惜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却不理解或根本不相信中国古代有任何可贵的经济和金融思想。姚教授通过他的整理与思考，告诉大家，中国祖先的金融思想不啻有与西方一般共同的成就，而且还有辉煌的成就，其中有相当一批成就在世界金融思想史里遥居领先地位。例如，姚老师在他的书中提到，自公元前6世纪周景王铸大钱以来的2500年，中国一贯持续而未曾间断过的金融思想就有：子母相权理论、轻重理论、官营借贷和借贷取息理论等。这些成就不仅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制度上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而且反映了中国按照其独特的思维模式、思维方法持续一贯地发展和丰富着自己古代的金融思想。直到近代西方金融学说引进之后，中国才逐渐融入世界通行的新模式。

姚教授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国本主义”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思想的出发点、归宿点，制定政策的立足点。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国家从政权的需要出发，形成法制政策和统治思想，官办工商业异常发达，官办金融业亦超常发展。 因此，在金融思想方面，有主张官营借贷、官汇兑的政策思想，有主张反对中央垄断铸币权的争论、官钞发行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达，也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在发达区域的早熟，强化了中国大一统的帝国统治。

而姚教授认为，如果要将中国和西方古代金融思想对比，就必须把西方古代金融思想也置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的大环境下考察。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希腊，最具代表性的希腊雅典文化和金融思想被罗马帝国所接受，成为西方文化、经济乃至金融思想的历史溯源。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奴隶主的家庭经济学。因此，从一开始西方经济思想就表现为一种以私人经济为主体，而不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它们以家政为核心，而不是以国富为核心。就此而论, 中西经济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起点不同之异。故而中国古代金融思想充满了浓厚的官营色彩，从而出现如中国汉唐以来的发达的官办工商业，早熟的商品货币经济。

其次，对于中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姚教授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一个是管子的经济思想研究。他认为，管子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理财思想的先驱与典范，有着深刻和丰富的哲学内涵。《管子》一书是介绍治国理论、传统经济的基石之作。姚教授总结了管子思想的几个核心观点：一是“仓廩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国家富足了，人民才会去关心礼义廉耻；二是“贵轻重慎权衡”，国家如何进行权衡是治国理念的基础；三是强调重视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要保证按时生产；四是重视国家的管理，“富国强兵”。而《管子》一 书对于国家治理的总结，更是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哲学等各个方面。例如，它强调民心的重要性，“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要形成以民为本的卓越思 想；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人性在于趋利避害，只有人民富足才能维护好政权的统治；强调维系等级制度，注重道德规范的作用，国之四维，要讲礼义廉耻；强调“号令必明，法令必信”，政府发布的号令必须明确，同时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以树立威信；强调市场的重要性，随着市场交换形成了价格水平, 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姚教授认为，《管子》中国家治理的轻重之术更是宏观调控理论的先驱，以轻重之术调控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中央与民间商业的关系, 以巩固自身统治。

姚教授对中国金融思想史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则在近代。近代中国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冲突、融合的关键时间点上，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发奋图强，进行政治、社会文化改造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姚教授对中国金融思想的研究则更关注其应用性、实务性，因为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重建、社会的重塑至关重要。姚教授认为，民国金融思想以陈光甫、马寅初、章乃器、李达四大家为代表，他们的著述与实践体现了那一代人身上最突出的创新观念、超前意识和时代精神。这四个人既是姚教授极为推崇的近代金融思想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实干家。

姚教授说，人类基本的智慧是永恒的，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封闭时多谈点共性，在开放时多讲点个性，对思想史研究是有益的。而对于共性与个性的思考也一直延续到他今天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姚教授说，直到现在，他内心也并不踏实，因为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想明白，也因此不愿意轻易发表意见。

2.家学与传承

姚教授对于“史”的研究兴趣在金融学领域的研究学者中是很少见的，这很大源于其所受到的家学熏陶。姚教授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留学日本，父亲学成归来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1959年又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自然对艰深费时的学问产生了兴趣。姚教授上大学时，手边最常翻的书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后来姚教授大学毕业到青海工作，《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没带在身边，等1979年回到北京安家之后，又特意重新买了这两本书，一页一页写上注释。姚教授在读大学时，对《红楼梦》《聊斋》还有鲁迅的作品，也是爱不释手，一遍一遍反复地读。姚教授说，对于这些书，读着读着，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与疑问。他说，记得当时他读阿Q时，虽然觉得讽刺可笑，但也觉着生活中若没有些阿Q的精神，人该如何面对苦难呢。而姚教授也经历了许许多多命运的曲折，用他自己的话说，总在一些关键时刻，老天就跟他开个大玩笑。但他仍然默默地保持住了那份平静乐观和顺其自然，不得不说，是靠了几分阿Q的态度挺了过来。

姚教授说，他对做学问的态度也与早年父辈对其的影响有关。他说，做学问也要有做学问的心气儿，要有宏大的志向，明确的方向，要有精准的定位。做学者也好，做老师也好，要有“立德、立言、立行”的担当，要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虽然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做法，各人也有各人的专长，但是，宗旨、信仰和初心不能变。做学问要有自己内心的标准，不能只为了讨人欢心。学者骨子里要有傲气，不跟风、不附和、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作为老师，更要有师道的尊严。不在课堂上跟学生“侃”，浪费学生的时间。在人格上，老师更要约束自己的言行，总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学生。因为，就像姚教授说的，“培养下一代，意义重大”。而姚老师认为，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四五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真正融合，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做出长时间的准备，作为老师，责任重大。总结历史，我们也要向着提高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方向努力， 而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担当。

3.与中财一生的缘分

姚教授一生与中财结下了不解之缘。1962年，年仅17岁的他考入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他当时入学时的学生卡片。

1966年从中财金融系毕业后，姚教授曾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宁支行工作了十年，1978-1979年又在青海财贸学校任教。辗转之后，1979年，姚教授回到了中财任教，这一教就教了将近40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财人，也成为中财金融史学科的奠基人。

本以为书生出身，会做一辈子学问，但1996年由于学校组织的安排，姚教授还担负了学校的行政工作，在副校长的职位上为学校服务了7年。姚教授说, 一开始做行政工作，十分繁复，确实心烦。但他写毛笔字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坚持下来的，晩上灯下写上几笔，心就渐渐沉静淡泊下来，再多的烦恼也烟消云散, 包括《中国金融思想史》和《中国金融史》两本书的写作准备，都是在晚上挤 出时间来做的。而在这七年间，姚教授本着他做学问时的踏实、认真的态度，还 为中财大的长远发展做了几件真正的实事。他牵头完成了中财大老校区的改造, 拆掉了原先的四合院，改造了自来水、暖气、电线等学校的基础设施，大大扩充了学校的建筑空间和利用率，提高了校园建设的质量。他参与了新校区的土地落定工作，也就是今天的沙河校区，从根本上解决了本部校区空间资源紧缺的问题，让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财学子从中受益。他在任期间，还着手建立完善了学校管理制度，让学校的管理尽量避免形式主义的风气，一切务实，一切以能解决问题为准则，同时确保按规矩办事的原则。他说，自己大学期间，曾跟着 中央银行总行的干部们到河南许昌做过整整一年的基层调研和组织工作，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做群众工作。当时还是个19岁腼腆大男孩儿的他，公开场合都会怯场，但他也逼着自己逐渐地适应这样的工作。而经过这一年的训练, 他不仅开阔了认识世界的视野，也学到了基层工作的经验。而这些在30年之后, 都成为了他做好高校行政工作的宝贵财富。他说，学校要怎么发展，要调动全部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积极性，我们要成为学校的主人，想方设法把学校办好，而 不只是讨饭吃。姚教授还十分强调行政工作要有民主作风，虽然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工作方法，但是大家都是学校的主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在工作方法上，要充分尊重大家的意愿。他还引用了历史上姜子牙在齐国治理的经验，说姜子牙的成功就是建立在充分尊重齐国百姓的经商传统的基础上，尊重民俗、民风。从这一角度上来说，不能简简单单用精英的意愿来替代百姓的意愿。 他说，尽管我们从来不缺人的智慧，但是却缺乏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人。做行政工作也好，做老师也好，不要自己抓着不放手，要给别人充分的机会。这也是他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设想。他说，自己要做一个隐掉的人，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自己做那个幕后默默整理、修补的人。

年逾古稀，姚教授仍担负着学院博士生的授课任务，一讲就是三个小时。学院每次开例会，也总是准时地坐在那里参加每件事情的讨论。学院有年轻人向他请教，他也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不厌其烦地把自己所知所学双手捧出。他说, 如果自己的人生有准则的话，那么一条是严格的自律，另一条则是顺其自然。姚老师说，他一生并不顺遂，唯靠着这两条准则傍身，倒也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