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上午，主题为“生态文明与财政政策”的研讨会在学术会堂602举办。本次研讨会有五位主讲嘉宾，分别是我校副校长李俊生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的Mark Cliton Thurber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郭焦锋教授、我校财政学院白彦锋教授以及卢真老师。相关学科的数十位师生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李俊生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搁浅资产与财政政策”的演讲。“搁浅资产” 是指“遭受意外的或过早的减记、贬值或者转化为负债的资产”。搁浅资产的产生是经济增长，改造与创新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中的固有现象，是一个动态经济系统的常见而必要的特点。煤炭和其他的油气资源便存在被搁浅的可能。他指出，国际气候政策和环境外部性定价运动的出现，使得专注于碳集中项目的企业非常容易因为环境政策和监管规则的变化而受到打击。例如，空气污染和水资源短缺对中国燃煤发电形成威胁，这已经改变了煤炭的需求，并影响了全球煤炭价格；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已经对欧洲煤炭价格造成下行压力。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李俊生教授认为一是在考虑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确定一个合适资产搁浅率水平；二是避免“锁定”效应。中国应避免投资于可能很快就会过时或者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和基础设施。

Mark Thurber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能否发生页岩气革命？”的演讲。Mark Thurber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天然气资源的主要类型，天然气资源相比其他能源的优势和其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他分析了天然气的国际交易，并分析了美国“页岩气革命”产生的背景与条件。他指出，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离不开以下条件：一是良好的地质条件；二是小型的中间商企业将天然气传输给消费者；三是大量的灵活的油气设备工业为快速试验提供了条件；四是地下土壤财产权的私有化；五是有利的政策和管理环境。最后，Mark Thurber教授从动机、资源与技术、市场这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能否产生页岩气革命。他认为，中国的页岩气资源比较丰富，中国政府在发展页岩气方面也是十分积极的。但是，和美国相比，中国页岩气的发展还面临着政府定价、市场准入门槛高等问题。

郭焦锋教授的演讲主题为“生态文明与中国天然气发展战略”。郭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介绍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与主要能源的变迁；二是对“十三五”中我国天然气发展目标的展望；三是对我国的天然气系统发展的规划与展望。郭教授认为，我国天然气管网建设日益完善，天然气消费市场日益成熟，所以我国发展天然气的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目前也存在CNPC垄断、市场开放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环境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对于今后我国天然气发展的展望，他指出管网改革和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管输分离的管网系统和公平公开的第三方准入平台，为我国天然气发展创造健康的环境。

白彦锋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中国成品油消费税改革的路径选择”。白彦锋教授首先介绍了我国“能源革命”这一背景以及我国的燃油消费税的改革，主要是2009年的成品油税费改革。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的燃油税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征收环节单一，为不法分子提供非法获利空间；由于有限的征税范围为调和油提供了套利空间；地方政府的疏于管理甚至对现存问题的忽视等等。他认为，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应当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他指出，对于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征税环节，存在五种方案，分别是炼厂征收、出圈征收、多环节征收、全环节征收和零售环节征收，我国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应该延长征税环节，扩至全环节征收。

卢真老师发表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减少碳排放的政策选择”的演讲。卢真老师首先介绍了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碳排放情况。随后，她回顾了我国“碳排放”的相关政策以及中国政府为了控制碳排放所做的努力。她指出，控制碳排放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命令-控制型管制、补贴、征税、碳排放权交易，而这些政策各有其利弊。

此次的研讨会从搁浅资产、天然气、页岩气、成品油、碳排放等多个方面对“生态文明与财政政策”进行了探讨，中外的经验交流使我们对生态文明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有了创新的深刻的思考，是一次十分成功且颇有价值的研讨会。